自战国以前，中国所遇者多为山戎（山戎，春秋时期活跃在北方的少数民族，射猎禽兽为生，随畜牧而迁徙。又称“北戎”，后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。）至秦、汉之世，乃与骑寇遇。骑寇之强大者，则匈奴也。

吕思勉认为匈奴渐渍中国文化颇深。《史记》载：匈奴，其先祖夏后世之苗裔也。曰淳雄。虽欠考据，但也并非全无可能。文化自一中心传播于其四面，文明民族中人，入野蛮部落为其长大者，难以悉数。而匈奴文化，实受中国文化影响甚多。最显著者莫如文字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曰：“罗马史谓匈奴西徙后，有文字，有诗词歌咏。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，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，惜后世无传焉。”案《史记 匈奴列传》曰汉遗单于书，牍以尺一寸，中行说（中行说，燕人，后降匈奴，屡为画策。后将详述）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，及印封，皆令广长大。则其作书之具，实与中国同。从来北狄（“北狄”这个称谓最早始于周代。周人自称“华夏”，而将其四周的民族称为“冬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”，以与“华夏”区分。“戎”与“狄”在地域上有明显的区别，但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往往混称。后世文化考证发现，两者在族类上十分接近。北狄是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。这里不再详细展开。）书疏，辞意类中国者，莫若匈奴，然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色。《汉书 西域传》曰：“自且末（西域国名）以往，有异乃记。”记其与中国异，而略其与中国同者，当时史法皆然。史家对于安息（西方大国，今伊朗）明著其“画革旁行为书记”（革，皮之不柔者；旁行，横行。中国古代以竖行为书，则安息文字习惯与中国异），而于匈奴文字，独不之及，正可证匈奴与中国同文也。

中国攘斥骑寇者，始于赵武灵王灭林胡、楼烦。而匈奴以地远而获存。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时，匈奴单于曰头曼（匈奴称其君为“撑犁孤涂单于”，撑犁，天也；孤涂，子也。“单于”意为广大之貌。案北族无称其君为天子者，而匈奴独有是称，盖亦受诸中国者也。）。头曼不能胜秦，北徙十余年（蒙恬得以收复河南地，因河为戍）。而蒙恬死，诸侯叛秦，中国扰乱，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，于是匈奴得宽，复收复河南，与中国界于故塞。

单于有太子名冒顿，后有所爱阏氏，生少子。单于欲废冒顿，立少子。冒顿杀单于，破灭东胡王，西击走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王。侵燕、代，悉复收蒙恬所夺地。是时汉兵与项羽相拒，中国疲于兵革，以故冒顿得以自强。控弦之士三十余万（匈奴士能弯弓者皆为甲骑，丁壮之士即为控弦之士。然则匈奴人口亦不过百余万，贾谊谓其不过汉之一大县）。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对抗之局，成于此也。

汉与匈奴构兵，始于平城之役（参见上节）。匈奴援韩王信之兵皆败，高帝乘胜北逐之，多步兵。高帝先至平城，上白登（平城旁高地），遂为匈奴所围。七日，用陈平之计得出。至于到底如何得出，却不甚清楚。《史记 韩王信列传》云：“上使人厚遗阏氏，阏氏说冒顿”；《史记 匈奴列传》云：“冒顿与王黄、赵利期不来，疑其与汉有谋；亦取阏氏之言”；《史记 陈丞相世家》云：“其计秘，世莫得闻”；《汉书 匈奴列传》载扬雄谏拒单于朝书亦曰：“卒所以得脱者，世莫得其言也”。对此，吕思勉同意颜师古的看法，认为其中似有丑恶之事，以至于史家颇多讳言。

汉当是之时，方务休养生息，抑且平乱，不能专力于匈奴，遂用刘敬之谋，与匈奴和亲。高帝遣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（“家人子”：汉代对无官职名号的宫人的称呼。颜师古注曰：“家人子者，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，未有职号，但称家人子也。”刘敬本来建议高帝遣长公主妻单于，吕后不许。高帝遂弄了个假冒的），此所谓“荐女”。又岁奉匈奴絮、缯、酒、米、食物各有数，此所谓“赠遗”。以荐女、赠遗两条件，约为兄弟（古称结婚姻者为兄弟）。以结亲羁縻目前，和戎息民以免反侧者乘寡，固然是不得已之策；但也说明此时的匈奴非此策不能臣服。这实在是旷古未开之局。

然而以“荐女”“赠遗”而结和亲，此后遂成为汉家故事，并为后世所沿袭。贾谊曰：“夷狄征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；天子共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倒悬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”虽为一时之计，终究是极其羞耻的，况且竟然为后世所沿袭呢？

然百姓新困于兵，又内多反侧者，固不得不如此。正所谓“内争未有不招外侮”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