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，从我决定每天讲故事开始，已经快一个月。而秦的天下也已归属他人；项羽从一个逃匿的贵族之后成为了西楚霸王；而沛公也从一个小小的亭长成为汉王。

话说汉元年五月，公元前二零六年，汉王起兵。明修栈道（以示有向东出兵的意图），而暗渡陈仓，向北袭雍。定雍地，围章邯于废丘。八月，司马欣、董翳皆降。短短三个月之间，三秦之地皆为汉王所有。自此汉王才终于实现了称王关中的意图。

三秦失败如此之速，令观者大跌眼镜。但细想起来亦不难理解。诸侯相王之前，沛公于实力上已仅次项羽。沛公入巴、蜀，诸侯子弟相从者数万人，可见其深得人心。又，沛公入关亡秦后，与秦人约法三章，秋毫无犯，深得民心。章邯等三人降楚，而秦二十万降卒尽数为项羽坑杀，秦家乡父老以章邯等三人卖身求荣，坑害了他们的部属，自然恨之入骨。项羽使三人分王关中，除了兑现承诺之外，也没安着什么好心。因为项羽很清楚，以他们和秦百姓的关系，是无法长久的。项羽的意图，是不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（章邯毕竟是一代名将）。果然三秦在汉王的进攻下迅速失败。

然而汉王崛起如此之速，却也给项羽带来了莫大的危机。汉王起兵期间，张良遗项王书曰：汉王得关中而止，无意东进。意在从战略上麻痹项羽。《史记》载，项羽得书后遂无意西征，而转而击齐。项羽没有理会汉王而进攻田荣，自然是事实。但《史记》如此描述，却将项羽的智商看得太扁了。难道张良此封书信中如此简单的政治伎俩，项羽都看不破吗？

以当时情况而论，汉王虽然吞并三秦，毕竟离中原尚远；而齐裹胁赵、梁叛乱，于楚方为心腹大患。欲对付汉王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。因此项王发兵征讨田荣，自为战略上的不二选择。

同时，项王命郑昌为韩王，拒汉。命萧公角击彭越。

然而角为彭越所败。汉二年，冬十月，汉王军至陕（今河南陕县），河南王申阳降。又使韩信击韩，郑昌降。汉王遂以韩信为韩王（注：此韩信非先前为汉王拜为将军的韩信。此韩信为战国韩襄王之孙，因此是韩的贵族之后。曾随汉王入关，又随汉王入蜀。为了避免混淆，以后就称他为韩王信，从而与另一个韩信区分），还都栎阳。此时汉王将王都由南郑迁至栎阳，可见其领地的扩大，以及战略重心的前移。汉王与项王争夺天下的意图已然十分明显。

汉二年春正月，项王破田荣于城阳。荣败走平原，为民所杀。齐遂降楚。项王此时似乎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齐的问题，遂采用恐怖和高压的手段，坑杀齐的降卒，烧城虏民，一直徇至北海，所过之处多所残灭。可见项羽残虐的性格及其迷信武力的理念。而这也造成了他此次军事行动的战略失败，因为齐人随后“聚而叛之”。虽然他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，田荣被杀，齐的势力遭到重创。但他此行的战略目的应该是令齐不再反叛。而显然他的残虐政策起到了相反的效果。

三月，汉王将兵自临晋（今陕西大荔）渡河。魏王豹降。至河内，虏殷王司马卯。至洛阳，为义帝发丧，正式向项羽宣战。

汉王为义帝发丧，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”，并以此指责项羽弑帝，无道，天下应共讨之。此实乃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。义帝乃项氏所立，仅为楚国的名义领袖而已；即使汉王昔日曾听其调遣，而其他诸侯则显然不受义帝节制。至于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”，则更不知从何说起。况且汉王倘若目的是为了替义帝报仇，则义帝之死在汉元年八月，而汉王起兵则在五月。且汉王一直未为其发丧，直至此时。可见发丧讨项，无非是政治口实。大凡人类发动战争，总要“师出有名”，就好比美国要揍伊拉克，也要拿出些理由，即使是编造的也无所谓。

四月，田横于城阳反楚，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。项王虽闻汉王欲东，既击齐，遂欲破之而后击汉。这也是当时不得已的情况。毕竟项王两面作战，十分被动。汉王利用项王的这种被动，一路东进，胁五路诸侯兵（塞、翟、殷、韩、魏），共五十六万，东伐楚。

至外黄（今河南杞县），彭越将三万人归汉。汉王拜越为魏相国，令定梁地。

由于项王分身乏术，汉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，就攻陷了楚的都城彭城。这一连串的胜利令汉军开始骄纵，汉王取项羽美人货赂，整日饮酒高会。

项羽令其部将击齐，自将精兵三万人自胡陵至萧（今江苏萧县），先截断汉军的归路，然后向东至彭城。与汉军力战半日，大破汉军，杀十余万人。汉军退却，项王追至灵壁（在安徽宿县西北）东的睢水上，又破杀汉军十余万人，汉军尸积如山，睢水为之不流。

汉王引数十骑遁去。司马欣、董翳皆降楚，而司马卯死。诸侯亦皆亡去。

汉王稍收败卒于砀（江苏砀山县东，这是他老家附近了），与张良计，诱九江王黥布反楚（布素为楚将，然与项羽有隙），且与田横联合。还屯荣阳，萧何悉发关中老幼从军，汉王大振。其间，魏王豹谒告视亲疾，还平阳，至则绝河津，反为楚。

六月，汉王还栎阳，立太子。引水灌废丘城，章邯自杀。

八月，汉王复还荣阳，使韩信破虏魏王豹。信请兵三万，千里奔袭，北举燕、赵（此时因张耳已归降汉王，陈馀请杀张耳而汉王拒绝，陈馀遂与汉决裂），东击齐，绝楚粮道。汉王遂遣韩信与张耳以偏军出击。

总结这一阶段的战争，汉军虽然大败，但基本已处在和楚军分庭抗礼的地位，况且有关中这个稳定的后方，在补给方面更占优势；而项王虽然获胜，却依然不得不面对多个敌人，以及不稳定的后方。汉已坐大，而齐又未灭，黥布也反叛了。项羽虽然在军事上仍然猛悍，但在宏观战略上正在转向不利。

诸侯相王于戏，各自罢兵还之国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均势很快就被打破。在说这个话题之前，先来谈谈两桩疑案。

第一桩疑案，是义帝之死。项羽与诸侯分割天下完毕后，尊楚怀王为义帝。义，假也。好比“义父”，指的是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感情或者抚养关系上是父亲。那么所谓“义帝”，就是指他并非是有实权的帝王，而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尊号而已。《史记 项羽本纪》记载，项羽刚回彭城不久，就派人迁徙义帝，曰：“古之帝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”因为彭城是在下游，所以就把义帝轰到了长沙（今湖南长沙市），随后又命人在郴县（今湖南郴县）追杀之。至于究竟是何人所杀，有衡山王、临江王、九江王等不同说法。可见事实究竟如何，已经成为疑案。但不管怎样，这笔烂帐要算在项羽头上。因为是他迁徙了义帝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和义帝有矛盾。

第二桩疑案，是韩王成之死。《项羽本纪》记载，韩王成无军功，项王不使之国，与俱至彭城，废以为侯，已而又杀之。吕思勉认为这更可疑：既然已经封他为王，不得无故复废而杀之。这肯定有其中的缘由，只是现在无法知晓了。

均势的打破，首先在于被削减利益的人不愿意把利益吐出来。比如燕王臧荼之国后，欲按照诸侯的约定，逐韩广于辽东。广弗听，荼击杀广于无终，并其地。不过这是履行诸侯约定而产生的变故，而并非是背约。真正背约的，其实是田荣与汉王。

田荣这边本来就是硬石头一块，坚决不和诸侯一起抗秦的。所以他在诸侯划定的势力范围中吃了亏。他听说项羽立田都为齐王，而要将自己所立的田市逐到胶东去，大怒。遂不肯遣田市就胶东，以齐地反，击走田都。而田市惧怕项王，欲按照诸侯的约定就国，荣怒，遣兵追杀之（可见田市与田荣并非一心，而田荣作反，亦并非是为了田市）。田荣又西击杀济北王田安，遂并王三齐。

然而田荣清楚单靠自己的力量，不足以与项王对抗。于是他拉拢钜野（今山东钜野）的大盗彭越（越部属约数万），授将军印，令其在梁地造反。

上一节提到了陈馀和张耳反目成仇之事。如今张耳获得了赵的封地，而赵王歇被逐到了代；齐又反楚。陈馀感到自己向张耳报复的机会来了，于是遣人说服田荣，发兵相助。田荣许之，遣兵之赵。陈馀悉发南皮三县兵，与齐并力战张耳，大破之。张耳逃走，后来归降了汉王。陈馀迎赵王歇于代，请他返回赵地。赵王遂令陈馀为代王，陈馀留下辅佐赵歇，令夏说以相国守代。

自此齐、赵、梁结为联盟，而项羽周边的形势恶化。

让我们再来说说汉王。诸侯罢兵后，项羽予汉王士卒三万，而诸侯中因仰慕汉王而追随者又数万人。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（栈道：依悬崖峭壁修筑的道路。由于蜀地山势险要，军队出入必须依靠栈道），以备诸侯盗兵，亦暗示项羽：我等不会向东进兵造反。汉王从其说。吕思勉认为此时汉王尚无叛意。若有叛意，则未必肯烧毁栈道（建造颇为不易）。既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皆讴歌思东归（因汉王部属多为关外中原人），亡去者甚多。

韩信为治粟都尉，亦亡去。丞相萧何，素闻韩信之能，将其追回，荐与汉王（此所谓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）。韩信因说汉王曰：“吏卒皆山东之人，日夜企而望归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（若）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宁，不可复用，不如决策东向。”因陈项羽可图，三秦易并之计。汉王大悦，遂拜韩信为将军，部属诸将，留萧何收巴、蜀租，给军粮食。起兵反叛。

上回说到，项羽等诸侯把秦的天下给瓜分了。瓜分天下这件事，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。占便宜的欢喜，吃亏的难受。

首先难受的要属汉王刘邦。在楚怀王遣宋义、刘邦分兵之时，曾约定：“先入关者王之。”汉王虽然对付的只是秦的偏军，但一路征战也颇为辛苦，好不容易比诸侯抢先入关，这个大馅饼算是抢到手了。所谓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，就是秦的关中之地都要成为这个先到者的领地。何谓“关中之地”？那不仅应该包括汉王现在分得的巴、蜀、汉中，还应该包括咸阳周围的所有地区，以及那片黄河以南、由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得的土地。也就是说：章邯、董翳、司马欣这“三秦”的领地，也都应该归汉王所有。

但是项羽这样划分，又是有他的理由的。项羽收服章邯，是在秦二世二年七月。当时二十万秦军卸甲归降，省了诸侯好大的劲。为了稳住这些降人，就要先稳住他们的首领章邯。于是项羽许诺入关后封他为雍王（雍，即为陕西省中部北部，包括青海宁夏部分，则为当时咸阳周边一带的“关中之地”）。当时，沛公尚未入武关（沛公入关在八月）；恐怕大家也都很难料到他竟能入关。既然后来沛公先入了关，项羽就要同时考虑他对章邯的承诺，以及之前楚怀王的约定。于是项羽和范增商议：巴、蜀、汉中这些地方，也可以算“关中之地”哦。既然说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，那么让沛公在这些领地称王，也不算违背约定了。不可否认，项羽和范增对沛公决没安着什么好心；但这样的分封方法，也不能算是亏待了沛公。可以说是照顾沛公与章邯双方的一个方案吧。

但是当项羽将这个方案报告给楚怀王之后，怀王做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答复，就两个字：“如约”。

如什么约？没有讲清楚。是诸侯现在做出的划分天下的方案，还是当年楚怀王与大家约定的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？貌似应该是后者。之前就已经说过楚怀王和项家的矛盾。他让宋义带领楚军去救巨鹿，而让项羽作为副将，就是明确想要削弱项羽的意思。而项羽后来杀了宋义，夺了军权，怀王虽然予以承认，心里肯定很愤怒。现在项羽大胜秦军，又作为诸侯的领袖入关亡秦，手握重兵，怀王显然是再也无法驾驭他了。那么他支持沛公取得秦关内所有土地，作为对项羽的一种牵制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想法。

可惜项羽也不是吃素的。怀王的意见传达过来以后，他完全不予理会，根本就没有按照怀王的意思办（而且他也没请怀王来主导分封），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案。怀王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了。他说：“怀王者，吾家项梁所立耳。非有攻伐，何以得主约？本定天下，诸将及籍也。”

这话虽然无礼，但说得很实在。乱世当中，力强者胜。谁有军权，谁有硬实力，谁就有话语权。上次我们说到此次获得分封的，一是六国贵族之后，一是亡秦有功之人。但很明显的，六国贵族之后的权力已经大大萎缩。本来他们被这些军阀找出来，就是当一个名誉主席，表示我们这个政权是代表某某国的（比如楚，或者赵），以此获得该国旧臣民的支持。秦灭六国到秦灭，不过十五年的时间。无道的秦招来天下人的痛恨，因此六国对他们的臣民还有相当的吸引力。

但六国的贵族这种象征性的位置，已经无法驾驭手握军权的军阀了。项羽和怀王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受封的诸侯，其中韩王成算是最幸运的一个，他保留了以前韩国的封地。而赵王歇、燕王韩广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前者被迁到了代，后者被驱逐到了辽东。韩广本非燕国贵族，由于对亡秦没有任何贡献而被冷落，倒还说得过去；赵歇可是赵国贵族之后，竟然受到如此的待遇；而他的相国张耳，得到了赵国的封地。得到燕封地的臧荼，是韩广的部将而非贵族。

齐的豪强田荣、田横，由于对亡秦毫无贡献，并且和项家有隙，从而没有获得任何封地。他们所立的齐王田市，也被项羽驱逐到胶东郡。项羽为了弱化他们的势力，扶持了齐国的贵族田安，并且封赏了跟随诸侯入关的齐将田都，分别在济北郡、临淄郡称王。这当然会激起田荣、田横的不满，也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。
就在这几家欢喜几家愁中，汉元年四月（由于秦已灭，我们以刘邦称汉王开始，使用汉的年号），诸侯罢兵于戏（鸿门附近），各自归还，回到自己的领地。

从分封的结果看，每个人无论是封、迁，还是不封，都是有比较合适的理由的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允的分封方案。而且从诸侯罢兵、各自归还来看，至少大多数人对分封结果满意。《史记》用“诸侯之相王”来记述这段历史，可见这并非是项羽一人的意志。既然是“相王”，那么应该算是各势力达成的一种均势。
可惜的是，这种均势在不久以后就被打破了。

秦用武力推翻六国建立大一统的政权，在今天看来有十分伟大的意义；但在当时人眼中却未必如此。何况秦笃信武力，不恤臣民，更令天下怨声载道。因此诸侯群起，推翻了秦。但秦既然灭亡，却没有产生一个可以专有天下的新人。且以当时人的心态，认为还原到秦之前的封建制才是对的。那么谁有资格获得封建呢？一是六国的贵族之后，一是亡秦有功的人。这有点像世界大战之后的战胜国划分势力范围一样。划分的结果是：

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，都南郑（今陕西南郑县）。“汉”是水的意思。有一条著名的江河流过南郑，那就是汉江，长江的第一大支流。沛公被名为“汉王”，想来和他封地所在汉江流域有很大关系。而当他最终夺取天下后，“汉”也成了那个新朝代的名字，并且我们这个民族后来也被称为“汉族”；

章邯为雍王，王咸阳以西，都废丘（今陕西兴平）；

司马欣（章邯旧部）为塞王，王咸阳以东，都栎阳（今陕西临潼）；

董翳（章邯旧部）为翟王，王上郡，都高奴（今陕西延安附近）；
（以上三位都是秦的降将，合成“三秦”）

魏豹（魏咎弟）为西魏王，王河东，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；

申阳（张耳宠臣）为河南王，都洛阳；

韩成（韩王）因故都，都阳翟（今河南禹州市，传说为禹当年的封地）；

司马卯（赵将，数有功）为殷王，王河内，都朝歌（商朝首都，今河南淇县）；

徙赵歇（赵王）为代王；

张耳为常山王，王赵地，都襄国（即信都，今邢台县）：

黥布（项羽部将）为九江王，都六（今安徽六安县）；

吴苒（曾率百越佐诸侯）为衡山王，都邾（今湖北黄冈）；

共敖（楚怀王柱国）为临江王，都江陵（今湖北荆州市）；

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，都无终（今河北蓟县）；

臧荼（燕将）为燕王，都蓟（今北京市）；

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，都即墨（今山东即墨）；

田都（齐将）为齐王，都临淄；

田安（秦所灭齐王建孙）为济北王，都博阳（今山东泰安）；

田荣因为数次有负项梁，又不肯发兵击秦，不得封；

封陈馀以南皮三县；

（附：张耳与陈馀反目始末：王离急攻巨鹿。巨鹿城中食尽，兵少，张耳数使人召陈馀。馀自度兵少，不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张耳大怒，怨陈馀，使张厌、陈泽往让馀，要以俱死。馀使五千人令张厌、陈泽先当秦军，至，皆没。张耳出巨鹿，与馀相见，问张厌、陈泽所在。陈馀曰：“臣使将五千人先当秦军，皆殁不出。”耳不信，以为杀之，数问馀。馀怒曰：“不意君之望臣深也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？”乃脱解印绶，推与张耳。耳亦愕，不受。陈馀起如厕，客有说张耳曰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耳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馀还，亦望耳不让，遂趋出。张耳遂收其兵。馀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渔猎。然诸侯素闻其贤，又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故封其三县）；

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王九郡，都彭城（今江苏徐州市）。

沛公既向项羽服软，则入关的诸侯当中，项羽已经成为至少是形式上的领袖。项羽向西进入咸阳，大加屠掠，诛杀子婴，焚烧秦宫室。秦人大失所望。

这又可体现项羽的残虐性格。不过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，项羽对秦的残虐，有复仇的因素。

《春秋》有所谓“大复仇”的精神（大：赞扬），而且对于贵族而言，鼓励他们无论是隔了多少代的世仇，都可以复。为了让我们试图“理解”项羽的动机，而不将之视为简单的暴行，我来引述《春秋公羊传》一段记载。它讲的是齐襄公恃强攻并纪国，却因为是“复仇”而被肯定（为了有助理解，将段落划分为一问一答的形式）：

纪侯大去其国。

（大去者何？）
灭也。

（孰灭之？）
齐灭之。

（曷为不言齐灭之？）
为襄公讳也。

（《春秋》为贤者。讳何贤乎襄公？）
复仇也。

（何仇尔？）
远祖也。哀公烹（烹：酷刑，将人扔到沸水锅里）乎周，纪侯谮之。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，事祖祢之心尽矣。

（尽者何？）
襄公将复仇乎纪，卜之曰：「师丧分焉」。「寡人死之，不为不吉也。」

（远祖者几世乎？）
九世矣。

（九世犹可以复仇乎？）
虽百世可也。

（家亦可乎？）
曰：「不可。」

（国何以可？）
国君一体也。先君之耻，犹今君之耻也。今君之耻，犹先君之耻也。

（国君何以为一体？）
国君以国为体，诸侯世，故国君为一体也。

（今纪无罪，此非怒与？）
非也。古者有明天子，则纪侯必诛，必无纪者。纪侯之不诛，至今有纪者，犹元明天子也（注：“元”似乎应作“无”）。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，相朝聘之道，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，然则齐纪无说焉，不可以并立乎天下。故将去纪侯者，不得不去纪也。

（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？）
不得也。

（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？）
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（方伯：古代诸侯的领袖之称，谓一方之长；后泛指地方长官），缘恩疾者可也。

可以看出，《春秋公羊传》不仅肯定了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举动，而且认为对于诸侯来说，百世之仇都可以复（而平民则无此特权）。原因是诸侯的仇就是国的仇，既然国一直存在，那么这个仇就不会因时代的演进而消亡。至于诸侯和国为何一体，它从逻辑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。它说“国君以国为体”，相当于是废话；而“诸侯世”，也不过是指出诸侯世代相传，既然老子和国一体，那么儿孙和国也是一体。这证明诸侯把国当成自己的私有，其实并无十分清晰的逻辑可言。

再说，为何“家”的百世之仇就不能复呢？对于一家之长来说，他们和家也是一体的啊。如果家一直存在，那么他们的仇也应该是子孙的仇才对。这明显是《公羊传》赋予贵族的一种特权。

还可以看出，如果有圣明的天子存在，那么诸侯之间就不能私斗，而应该将仇怨交由天子解决。而《公羊传》认为齐襄公的时代，天子已然衰微，又没有德高望重的诸侯首领调停，因此大家就互相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吧。所以齐襄公的复仇举动，就被认为是“贤”了。

项羽是楚的贵族之后。楚为秦所灭，此仇不可谓不大。秦后来称帝，但楚的故旧恐怕从来就没承认过它的地位。况且以秦的无道，距离“明天子”还差很远。因此项羽对秦大开杀戒，在那时的道德逻辑来看，也许反而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举动。

如今我们看秦汉的历史，主要反映的是汉人的观点。刘邦出身平民，而他身边的重臣亦大多出身平民。平民的思维及其信仰的观点，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有较大的不同（后面还会用具体事例提到）。而汉人对于项羽的评价，又往往过于偏激。因此我今天才要穷究关于“复仇”的理念，来试图理解项羽的行为。我当然不是为项羽屠杀的罪行做辩护，况且《公羊传》那些教义，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只是齐襄公灭了无罪的纪国尚且受到肯定，那么项羽残忍对待一个受天下痛恨、而且对自己故国又有大仇的秦王朝，也就有了当时的思想背景。

话说沛公入咸阳，封秦重宝财物于库，还之霸上。不残暴其民，约法三章，不受献享。

沛公的这个举动有两个高明的地方：一是没有急于吞下亡秦的果实。秦聚天下财富于关中，沛公一路游击，好不容易比诸侯先入关，竟然能够约束住部属，没有纵行掠夺，可见此时的他十分冷静。因为此时诸侯的主力尚在关外，沛公很清楚如果自己一旦称王，霸占亡秦的果实，立刻就会成为诸侯的众矢之的。二是他对秦的臣民采取了安抚的政策，不仅接受了子婴的投降，而且对百姓秋毫无犯，并且将军队撤回到霸上（见图）。这下可把秦的百姓乐坏了，连送肉食飨军，沛公都不收，哪里有这么好的君主？于是巴不得他称王。这一条收买人心的策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。

可是沛公终究还是没有完全冷静。有人劝他称王关中，他有些心动，于是派兵驻守函谷关，似乎想阻挡诸侯的进入。

而我们再来看看此前项羽的动向。项羽收服秦军主力，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至新安（河南渑池），微闻秦卒不服之状。秦卒相与计曰：章邯卖身求荣，却将我等置于进退两难的地步。若诸侯为秦所败，我等背叛朝廷，定然是死罪；即使诸侯胜秦，秦一样会诛杀我等在关内的亲戚老小。此时诸侯兵虽然有三十余万，但秦降卒亦有二十余万。项羽担心一旦发生反乱，恐怕无法控制。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率诸侯兵突袭秦降卒的营寨，一夜间坑杀其二十余万于城南。

这场血淋淋的人间惨祸，在中国古代史上虽然不是空前绝后，但也是少有的杀戮。想想日军南京屠城，遇难者三十万；而项羽此次的暴行，足以与之相比。项羽屠杀的动机，似乎与日军颇为类似：都是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，担心被征服者的暴动而导致局势失控，故而进行了屠杀。所稍有不同的是，项羽屠杀的是秦的正规军，而日军则屠杀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。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已经放下武器的人。

项羽世代为楚贵族，与刘邦这个出身低贱的“亭长”相比，更懂礼仪，更有豪气。但这种迷信杀伐、视下层民众生命为草芥的性格，也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。虽然楚、秦为世仇，项羽此次屠杀降卒，以及其后火烧阿房宫，似乎是不是纯粹的嗜杀；但他终究因此而失去了民心。

其后项羽率诸侯兵至函谷关，见沛公已遣人守卫，大怒。令黥布攻破关隘，进至鸿门。

此时沛公与项羽已有隙，而这主要是沛公在策略上摇摆不定造成的。既然沛公想要等待诸侯到来再处置关中事宜，就应该好人做到底，不要有想要独占的倾向。对于函谷关的守卫，沛公解释曰“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”，显然是搪塞之辞。倘若果真如此，项羽将诸侯兵到来，沛公何不令守将开关迎接，而坐待项羽攻破之？那么既然沛公想要独占关中而称王，就应该倾全力与项羽决一死战，且利用自己在道义上的优势（楚怀王遣项羽、沛公分兵时，曾约定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）。而显然沛公对于自己目前的实力尚未自信（《史记》载沛公军十万，在霸上；项羽军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）。于是遂有沛公亲至鸿门，向项羽谢罪之事。

吕思勉认为《史记》关于“鸿门宴”的记载诙谐诡奇，几类平话，疑非实录。从当时局势来看，沛公此时实力不及项羽而服软，这与“鸿门宴”故事一致。而对于项羽一方的反应，《史记》中记载范增坚决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杀掉沛公，以除后患（范增认为沛公收买人心，其志不小；且若今日不杀，以后必为大患云云）；而项羽未加许可。吕思勉认为这种记载是汉人事后的附会之辞。在后人看来，项羽终于败于沛公，而于鸿门宴之时未杀沛公，实在是坐失良机。但在当时人看来则未必如此。沛公此时的军力逊于项羽，而项羽在军事上的才能，亦远胜沛公（后将详述）；因此恐怕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沛公竟能成为项羽的大患。汉人为了突出项羽的愚蠢，故意把范增传说的如同先知一般，其实未必可信。

而我们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，项羽实在没有杀沛公的理由。同是一起灭亡暴秦的有功之人，倘若项羽诛杀沛公，不仅毁了“先入关者王之”的约定，而且恐怕要令其他诸侯失望。何况对于函谷关之事，沛公已然服软致歉；而对于咸阳的财物、百姓，秦的投降君主，沛公未加任何处置，似乎在专等诸侯的到来。项羽作为诸侯的首领，自然要在功过赏罚上力求公平。于是二人暂且相安无事，这便是鸿门宴的结局。

上次结尾说到东方既然乱成一团，秦二世在干吗。在说他之前，我们不妨看一下上回诸大事发生的时间：
（秦二世二年六月）项梁立楚怀王，都盱台；
（秦二世二年九月）秦将章邯破杀项梁，围赵于巨鹿；怀王令宋义、项羽救赵，令沛公向西机动作战；
（秦二世三年十二月）巨鹿之战，秦军大败。

而就在这当中，秦的内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。话说秦二世听取赵高的建议，“贵者贱之，贱者贵之，…则可高枕肆志享乐矣”，久居禁中，不朝大臣。左丞相李斯、右丞相去疾、将军冯劫，劝谏二世停止阿房宫的浩大工程。二世说了这样一段话来责备三人：

“凡所谓贵有天下者，得肆意极欲，主重明法，下不敢为非，以制御宇内矣。夫虞、夏之主，贵为天子，亲处穷困之实，以徇百姓，尚何于法？朕尊万乘，毋其实。吾欲造千乘之驾，万乘之属，充吾号名。且先帝起诸侯，兼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外攘四夷，以安边境，作宫室以彰得意。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；今朕即位，二年之间，群盗并起，君不能禁；又欲罢先帝之所为；是上无以报先帝，次不为朕尽忠竭力，何以在位？”

遂下斯、劫、去疾狱，责以他罪。去疾、冯劫自杀，李斯囚。后赵高为丞相，诬陷李斯之子李由勾结群盗，诛李斯于咸阳市。

秦二世这段话，充分反映了他那不成熟的政治理念。首先他鄙视尧、舜这些和臣民同甘共苦的领导者，认为他们这是乱了法度。因为在秦“任法为治”的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：皇帝要有皇帝的尊严，皇帝既然贵有天下，就一定要有相应的排场和威仪。“法”规定了帝王的威严，以及百姓的低贱。这一点倒和儒家的主张有些相同，毕竟儒家也主张君君臣臣。但是儒家强调为君者一定要“仁”，这显然没有被二世所重视。他认为作宫室是为了彰显“一统天下，外攘四夷”的丰功伟绩，为此再扰民也在所不惜。而且他把“群盗并起”的责任全都推给了臣下。

李斯被诛，在秦二世二年七月。秦庭从此再无重臣，取而代之的是赵高这样的乱臣。而内乱随之而起。
秦军败于巨鹿（三年十二月）后，章邯军棘原（巨鹿南），项羽军漳南（漳河：河北、河南省之间，安阳和邯郸的分界线），相持未战。二世遣人责备章邯，章邯令长史司马欣回咸阳请命，赵高疑而不见（可见此时朝政已为赵高所把持）。欣惧而阴还，赵高使人追之不及。欣回报章邯，邯遂不自安。有昏君和乱臣在，李斯只不过说了几句话就被诬陷杀害，自己吃了这么大的败仗，难道会有好结果吗？于是阴约项羽，欲归降，未果，为羽军大破于汙水（在邺以西）。又约项羽，项羽同意，于是章邯降项羽于殷墟（河南安阳北）。时秦二世三年七月。章邯投降项羽的时候，手下尚有秦军二十万。这无疑是对秦的致命打击。而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，秦庭内部的溃烂无疑是主要原因。倘若君臣一心，政治清明，大将在外，又何必不自安呢？

项羽收降章邯，立他为雍王。“雍”为秦关内土地的简称。

而在这之前，沛公的军事行动也一直在开展。秦军的主力都在与项羽对峙，沛公的对手只不过是秦的偏军而已。这是在秦二世三年二月，沛公从砀北攻昌邑未下，过高阳（雍丘西），略陈留。攻开封未拔，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（河南滑县东）、曲遇东（河南中牟），大破之。南攻颖川，使张良略韩地（张良，韩国贵族之后，曾谋刺秦始皇未果）。后北攻平阴（河南孟津县东），南战洛阳，不利。至阳城，破南阳守。

可见沛公这一大串的军事行动，基本处于游击作战，即使面对秦的偏军，也不能轻松取胜（可见沛公此时的军力并不强大）。而秦则似乎围剿乏力，盖由其主力全在对付项羽？不管如何，在三年八月，也就是项羽收降章邯的后一个月，沛公攻破了武关。秦失去了天然屏障。

而就在这一个月，秦内部又发生巨变。赵高谋杀了秦二世，立子婴。而他自己又被子婴所杀（子婴，亦秦王室，但身世不祥）。

吕思勉认为，赵高杀蒙恬，害李斯，屠戮诸公子，虽然最终为秦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，但终究不可谓不忠于二世。而二世亦素来亲任赵高。所以此时赵高忽行篡弑，动机十分可疑。

贾谊曾论道：“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；宗庙之祀，未当绝也。”可见即使以当时秦军主力覆灭，武关被沛公攻破的情况下，保守关中，保全秦当时作为诸侯的地盘，仍然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十分合理的计谋。吕思勉怀疑章邯降项羽之后，赵高或以去帝号保关中的策略向二世进说，而二世不悦，且举前事悉以责之，秦宗室遂有称间图之者（赵高曾劝二世诛杀诸公子，自然被宗室恨之入骨），寡由是生。遂终至弑二世。

赵高立子婴，又劝其去帝号而改称诸侯王，并同时暗中勾结沛公，欲帮助其进入咸阳，并承诺自己将杀死秦的全部宗室。他想借助敌人的力量除去宗室中对他抱有敌意的人，并且想要与沛公分王关中。吕思勉认为这样的谋划也属于骑虎难下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作出的。但沛公没有相信赵高，而子婴随即设计诛杀了他。

秦失武关而据崤关。沛公从张良计，诱惑守将倒戈，并趁其懈怠之时而击之，大破秦于蓝田南（可见即使到了此刻，沛公依然没有强攻的胜算；而秦庭自身的问题，也让沛公的诱敌之计成为可能）。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北，秦军大败。明年，汉元年，冬十月，至霸上，子婴降。沛公入咸阳，秦亡。

（问：）
（1）楚怀王为什么可以吞并刘邦和项羽的军队？是不是诸侯们都想自己夺权，方法就是先打败其他有权的人，然后再打败秦？
（2）最后为什么项羽可以成为诸侯之首？楚怀王到哪儿去了？他不是项羽的领导么？
（3）你说对项羽的描述“言过其实”。我查了一下这个词“原指言语浮夸，超过实际才能。后也指话说得过分，超过了实际情况。”我理解是往好了说，但你想说的是往坏了说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用。
（4）章邯到底是作为秦朝的代表打仗，还是作为自己也想夺权？这个时候秦二世在干嘛？

（答：）

（1）对于楚怀王来说，他不过是一个已经亡国的贵族。项梁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放羊。项梁推举他做王，他们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关系。一方面，当时的贵族等级关系还是深入人心的，立贵族为王是军阀争相采用的策略（如张耳立赵王歇，周市立魏王咎），因为这样符合民望，而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不断壮大（见范增语）；另一方面，楚怀王借项梁可以重新登上政治舞台。但是在乱世当中，毕竟是掌握军权的人有更大的权力，他想立谁就可以立谁。所以项梁和楚怀王两个人，后者虽然是名义上的王，但实权却掌握在前者手中。

当项梁兵败被杀，楚怀王就感到他的机会来了。此时项梁手下的军队遭到重创需要修整（项羽、沛公退回彭城），而项羽虽然在军中素有威信，但毕竟不及其父。因此对于楚怀王来说，此时恐怕是唯一的机会。楚怀王的爷爷（即当年的楚怀王）曾经被秦所扣押并死在秦国，所以他对于秦，多少是有点国恨家仇的。因此在反秦诸侯危在旦夕的关头，他毅然来到前线担起责任，还是令人佩服的；只是这其中不免掺入了与项氏争权夺利的因素。项羽后来杀宋义的理由，是宋义代表楚怀王与齐密谋，想要谋害项羽。真伪如何已经难辨，但此事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观察这些人的作为就会发现大家不过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只不过大家都是因为在秦的统治下活不下去（或者对秦有深仇大恨）而造反，而秦军的实力又十分强大，所以才联合抗秦。

（2）乱世之中，力强者胜。秦以大军围赵，旦夕可下；又筑甬道输粟，以为长久之计。秦军此时数量有约三十万（巨鹿战败后尚有二十余万）。当此之时，各诸侯皆不敢上前送死。项羽渡河之后，皆沉船，破釜甑，烧芦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项羽此时兵力大概只有三万人。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侯皆作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，呼声动天，诸侯无不人人惴恐。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，入辕门，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楚怀王虽然名义上是项羽的领导，但他一来本身为项氏所立，二来没有任何战功。在乱世当中，有能力打仗的人说了算，这就是军阀之道。项羽成为诸侯的首领，完全是靠悍勇拼出来的。

（3）言过其实，就是指说话超过了实际情况。这可以指往好了说，也可以指往坏了说。就是你说的后一种意思。吕思勉是这样用的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

（4）章邯肯定是作为秦的代表打仗的。因为他自己如果夺权，不是很实际。一是因为他的手下未必依附他。秦军将士的父母妻小都在关内，如果他们反叛，则秦庭必然会诛杀他们的亲属。而且他已经是位高权重，深受重用，为何要留下反叛的骂名呢？古人对于忠诚是很看重的。章邯与各路诸侯不同，各路诸侯都是白手起家。

至于秦二世在干吗，这得下回再说了。

陈涉虽死，但东方动乱的局势并没有丝毫的缓解，各方诸侯纷纷起事，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量不断增长。秦再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稳定局面了。

“刘”，是指汉高祖刘邦（本名刘季），沛丰人（沛：江苏沛县；丰：江苏丰县）。为亭长（亭长：战国时始在与邻国交界处设亭，亭长负防御之责。秦汉时，乡村每十里设一亭）。送郦山徒，道多亡，遂纵之，自匿于芒、砀中（芒、砀皆为江苏县名）。陈涉起义后，刘季与樊哙、萧何、曹参起于沛（樊哙：刘季妻子吕氏的妹夫，市井屠夫；萧何、曹参：皆为掾主吏。掾，佐助之意。掾主吏则为县衙里的办事官员）。可见无论是刘季，还是樊哙、萧何、曹参，全都是平民阶层的小人物。由于刘季在沛起义，被称为“沛公”。

“项”，是指西楚霸王项羽。项羽名籍。其父为项梁，梁父为项燕，世代为楚将（陈涉起义时曾诈称项燕）。楚为秦所灭后，梁与籍避祸吴中，深得人心。陈涉起义后，梁与籍反秦于会稽。这两人则可算是六国之旧贵族。

陈涉曾遣召平略广陵（江苏江都），未下。后召平闻陈涉为章邯破于陈，认为自己想要存活就必须扩大实力，于是矫陈王诏，拜项梁为上柱国（上柱国：战国时楚国设立的官职。似乎是军事最高统率，地位仅次于“令尹”，而令尹相当于丞相），请兵击陈。项梁得东阳君陈婴（东阳：安徽天长）、蒲将军、当阳君（当阳：今湖北当阳市）黥布助力，士卒六、七万，军下邳（下邳：今江苏睢宁附近）。

陈涉死后，秦嘉立景驹为楚王于彭城东（彭城：今徐州市）。项梁击破秦嘉，并其军，引兵入薛（山东滕县东南）。此时有居邺人范增，年七十，善奇计（居邺：今安徽巢县），说项梁曰：“陈胜败固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。自怀王入秦不返，楚人怜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也。今陈涉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为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项梁然其言，寻楚怀王之孙立之，都盱台（安徽境内）。时秦二世二年六月。沛公亦来投奔。

章邯既破陈涉，击魏王咎于临济（陈留平丘，今河北长垣），周市求救于齐、楚。章邯击破援兵，杀周市，魏王咎自杀。章邯又攻杀田儋于临淄（自此魏、齐皆为秦所破）。田荣收拾残兵走东阿，齐人令立新王。章邯追围田荣，为项梁所破。田荣引兵归，击逐齐王，立儋子田市为王，令田横为将。

项梁约齐、赵共击章邯未果。于是自击破秦军于定陶，别遣项羽、沛公破秦于濮阳（今山东濮县），斩李由（李斯之子）于雍丘（河南杞县）。楚军连胜，项梁遂有骄意。为章邯大破于定陶，身死。时秦二世二年九月。沛公、项羽引归彭城。

章邯认为项梁既死，楚已不足为忧。于是渡黄河而北击赵，大破之。令王离、涉间围赵王歇、张耳于巨鹿，自军其南，筑甬道以输粟，防备其他诸侯的援兵。章邯此时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最高峰。

魏既已破，而齐、楚又新败，倘若秦军攻破巨鹿而灭赵，则反秦的诸侯将面临重大危机。此时楚怀王突然从盱台来到彭城，吞并了项羽、沛公的军队，夺取了项氏的大权。怀王之意，盖素来为项氏所左右，而项梁新死，故趁势而夺权。

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，率项羽等救赵；而令沛公为偏军，向西进兵，迂回攻击秦的后方。

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。一方面，援救赵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因此由楚国的主力完成，而令宋义为主将，显示出怀王对项羽的不信任；另一方面，派遣偏军袭扰后方，为兵家常用之手段。只是此时此刻，谁也不会想到后来攻下咸阳的竟然就是沛公。当此之时，沛公在楚国并无甚地位，他既非贵族，又无武装（投靠项梁时仅百余骑）；因此他所承担的任务，亦远非项羽正规军的任务重要。

汉朝人写史，对项羽的评价往往言过其实，因为项羽后来是沛公的死敌。对这一段历史，汉史家描述是：怀王之所以遣沛公西进，是因为沛公乃“宽大长者”，而项羽“剽悍骄纵”，显然入关降秦者非沛公莫属。可在这个时候，谁也不会料到沛公此行竟能先入关降秦；况且实际上项羽“恭谨爱人”（陈平语），与“剽悍骄纵”相互矛盾。

宋义率军抵达前线之后，踯躅不前，整日饮酒高会。项羽杀宋义，夺其军（义似代楚怀王与齐共谋羽）。项羽遣当阳君、蒲将军渡漳河战秦，稍利。遂亲自将兵渡河，破釜沉舟，与秦军九战，绝其甬道，大破之。虏王离，杀苏角，涉间自杀。

这一场战斗在这里被描写的非常简单，但实际上惨烈凶险无比。因为当时的秦军占据着绝对优势。来援的诸侯皆作壁上观，不敢出战。张耳和陈馀更因此而反目。张耳在巨鹿城中困守甚急，遣陈馀将援兵来救（耳、馀为刎颈交，如前述）。陈馀率军归来，望见秦军围城的声势，不敢出击。其部下看不过去，请求他速发兵救援，陈馀不从，认为徒死无益。部下忿而出击，没于秦阵。陈馀终于没有救援张耳，而二人随后反目。以陈馀和张耳的关系，尚且作壁上观，更何况其他人。

而通过此战，楚兵从此名冠诸侯，项羽也因此成为诸侯之首，奠定了他日后的霸主地位。秦兵自此大败，又逢内乱，关东遂无有与楚抗者。时秦二世二年十二月。 （注：秦历法，十月为岁首。故按照时间顺序，有二年九月、三年十月、三年十一月、三年十二月、三年正月、三年二月……）

我做这些记录，必须保持一定的进度，因为要说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有些事情就会比较简略。上节提到的123456789不全是陈胜的军事活动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说的挺清楚的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全用白话。但是吕这本书，又全都是文言文。如果把他的文字翻译成白话，就觉得十分拖沓。

比如对于（1），书里详细的描述是这样的（主要依《史记》）：

张耳，大梁人（大梁，今河南开封）。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。后娶外黄富人女（外黄，今河南杞县），女家厚奉给耳。耳以故致千里客，宦魏，为外黄令。陈馀，亦大梁人。好儒术。数游赵苦径（今河北无极县），富人公承氏以其女妻之。馀年少，父事耳，相与为刎颈交。秦灭魏数岁，闻此两人，魏之名士也，购求耳千金，馀五百金。耳、馀乃变姓名，俱之陈，为里监门（里：街坊。古代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；监门：门卒。就是给街坊看门的）。

陈涉入陈，耳、馀上谒。馀说陈王，请奇兵略赵地。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邵骚为护军（护军：专任禁卫之责，卫护诸将），耳、馀为左右校尉，予卒三千人，北略赵地。行收兵，得数万人。号武臣为武信君至邯郸。

耳、馀闻周章（即周文）军至戏，却，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，多以谗毁得罪诛；怨陈王不以为将，而以为校尉；乃说武臣，立为赵王。馀为大将军，耳为右丞相。陈王怒，欲族武臣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房君谏。陈王用其计，徒系武臣等家宫中，封耳子敖为成都君，使使者贺赵，令趣发兵西入关。

耳、馀说武臣曰：“王王赵非楚意，愿王毋西兵，北徇燕、代，南收河内以自广。”赵王以为然，因不西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张厌略上党。韩广至燕，燕人因立广为燕王。李良已定常山，还报，赵王复使良略太原。至石邑，秦兵塞井径，未能前。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良书曰：“良诚能反赵为秦，赦良罪，贵良。”良得书，疑不信，乃还之邯郸请益兵。道逢赵王姊，以为王，伏谒。王姊醉，不知其将，使骑谢良，良怒，遣人追杀王姊。因将其兵袭邯郸。邯郸不知，竟杀武臣。邵骚、耳、馀得脱，出收其兵，得数万人，求得赵歇（赵国旧贵族），立为赵王，居信都。李良击陈馀，馀败良，良走归章邯。

这一段故事很详细了，虽然曲折入胜，但对于我叙述大的历史事件，就没必要记录下所有的这些细节，而只记录下比较关键的地方就行了。就好比这一大段事情，最主要的意思其实只有一个：就是借着这个乱世，人人都想拥兵自重，过一把权力的瘾。陈王起于草莽，无法绝对控制他的手下。他的手下一旦自己得势，均各个自立门户。即便是他熟悉的武臣，也背叛了他。而这些自立门户的人，亦没有绝对的威信，互相攻杀，全都是只为了“利”而已。

始皇之世已然失政，天下粥粥，苦不堪言。而二世又变本加厉，朝政愈坏。终于有陈涉吴广之揭竿而起。

历史书上对于下层民众的反抗往往称“起义”，持肯定态度。而对今天种种下层民众的反抗，则称“冲突”；对于西藏之事则称“骚乱”。立场不同，褒贬的色彩也不同。如果我们抛去主观色彩，对于第一个站出来的陈涉，自可称为“首事”。然以当时秦之无道，陈涉之反抗可谓是代表了一种正义。因此称为“首义”比较妥当。

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陈涉、吴广以戍渔阳失期故，起于大泽乡。秦法，失期者皆斩。于是“等死，死国可乎”，还是拼一把吧。可见如果不是政府将民众逼到了死亡的边缘，民众是不会轻易造反的。这就是前面为什么说焚书坑儒这种事情虽然失民心，但不足以扰动天下；而让广大民众苦不堪言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，才是致乱之道。

陈涉起事，诈称“扶苏”“项燕”，这里面大有学问。今人讲历史，率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认为陈涉等代表了农民阶级，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。事情远非这么简单。扶苏是秦太子，为二世赐死，而百姓“多闻其贤，未知其死也”；项燕乃楚将，秦破楚时，力战而死。楚人怜之，或以为死，或以为亡（逃走）。一个是当前统治者的皇室，而另一个是六国贵族。陈涉既以他二人为旗帜，又怎么能说是代表了农民阶级。况且当时人全无阶级之意识，而“农民阶级”是否存在，尚在疑问之中。陈涉不过是想利用秦王室之间的斗争，以及六国故旧对秦的仇恨，来作为发动起义的源泉。因为他自己不过是一介草民，毫无号召力的。只是扶苏项燕这两个人，又本非同一战线。秦、楚为死敌。因此陈涉用他二人的名号，颇有相互矛盾之嫌。

于是陈涉攻下蕲（安徽宿县），到达陈郡（陈：历史上辖地屡有变更。大概辖有今豫东、豫南、安徽等近30个县市的广大地方。曹魏时曹植被封于此地，号为陈王或陈思王），自号为“张楚”，则似乎仍然借着楚的名头，但似乎已经与扶苏脱钩了。陈涉自称“陈王”，既然封王，已经恢复了封建的模式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农民阶级斗争的影子。

陈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行动。此时二世闻东方乱起，亦出兵镇压。四方的动向如下：（下面会提到很多人名。由于后面的故事还会用到，读者最好留意一下）

（1）赵地：陈王遣武臣、张耳、陈馀北略赵地。武臣自立赵王于邯郸，不应陈王西征之召。他使韩广略燕地，而广自立为燕王。他又使李良略常山（今河北正定）、太原、石邑（河北获鹿）。李良因与武臣姊构隙而围邯郸，杀武臣，后降于秦将章邯。张耳、陈馀争邯郸不成，拥立赵王歇于信都（河北邢台）。

（2）魏地：陈王遣周市北略魏地，市至狄县而为田氏所败（田氏，齐豪强，见下），还归魏地。陈王立魏咎为王，周市为相。

（3）齐地：齐人豪强田儋、田荣、田横称霸一方。田儋自立为齐王，败周市，终不与陈王联合。

（4）陈王以吴广为假王，监诸将，西击荣阳（河南荣泽）未下（秦李斯之子李由为守备）。

（5）陈王又以周文为将西击秦于戏（陕西临潼），军已过函谷关。军千乘，卒数十万。秦二世大赦天下，免郦山徒，令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为将击之。三战，大破之。周文自刭，军没。

（6）章邯进逼荣阳。吴广部下田臧杀广自代，遣李归守荣阳，自迎秦军于敖仓（河南河阴），军破身死。章邯进而破李归。

（7）章邯击陈，陈王军破，却至汝阴（今安徽阜阳），为御者庄贾所杀。

（8）陈王曾令宋留略南阳而入武关（函谷关、武关，为秦地两大屏障。秦据守两关，退可保关中之地，进可与中原争衡，此所以秦、汉、唐皆立都城于咸阳、长安之故也）。陈王败，宋留亦不能破武关，而归路已为秦军断绝。降于秦，被杀。

（9）陈王曾令邓宗略九江郡（治寿春，今安徽寿县）。

吕思勉评论：观陈王用人，不亲私昵，能广纳贤才。观其遣兵，北攻荣阳，西入函谷，西南入武关，非畏懦无方略者可比也。陈王所以败者，诸侯各自为，莫肯尽力。陈王与各诸侯，其交未亲，又未有臣主之分，发号施令，自然不易为功。贾谊评论诸侯曰“名曰亡秦，其实利也”。

此时东方虽然已乱，但秦仍然掌握着军事上的优势，可见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秦的败亡，主要是内部的溃烂，而非外部军事斗争之失利。下节将会详论。

从始皇到二世，对这一段权力的更替，史书的描写颇为微妙。始皇崩于沙丘（巨鹿附近，今河北平乡），是在他巡游的途中。在他病重的时候，做玺书给公子扶苏（大儿子）。扶苏此时在上郡监军，始皇命他返回，“与丧会咸阳而葬”。虽然没有指定继承人，但是单单赐书给扶苏，令他处理自己的丧葬大事，已经隐含他将称为继承人的意思。但这封书封好之后，在中车府令赵高的手中，还没有授予使者。始皇死，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面突然死亡，诸公子和天下恐怕有变，于是秘而不发。知道始皇已死的人，只有他的第十八个儿子胡亥、赵高、李斯等几个人而已。胡亥恐怕是始皇最喜欢的儿子，因为他无论巡游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。赵高虽然身为宦官，身份低贱，但他为人强力，而且精通狱法，于是得到了始皇的重用，令他掌管符玺文书。而赵高也曾经做过胡亥的老师，深受胡亥的宠幸。

于是几人开始谋划，助胡亥夺取帝位。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，是问他：“君侯自料：能孰与蒙恬？功高孰与蒙恬？谋远不失，孰与蒙恬？无怨于天下，孰与蒙恬？长子旧而信之，孰与蒙恬？”李斯感慨皆不如。赵高暗示，扶苏一旦即位，必然重用蒙恬为丞相，秦庭的权力斗争是十分险恶的，届时“君侯终不怀通侯之位归于乡里”。李斯于是听从了赵高，隐瞒始皇已死的消息，直至咸阳才发丧，拥立胡亥为秦二世，赐扶苏、蒙恬、蒙毅死。将蒙恬手下的将士划归裨将王离统领。（王离是王翦的孙子，王翦是秦的名将，当年曾灭了楚国）

但吕思勉认为这些历史主要来自于史记，而汉朝人对于历史的考证不是很严密。尤其汉人在对秦的历史上，有些想当然。这段历史存在两大疑点。一是按照史记这样说，仿佛始皇的原意是要立扶苏为太子，而赵高李斯窜改了他的意思。但实际上，始皇派扶苏在外监军，已经就有废长立幼的意思。自古，太子皆不将兵；使将兵，则是有意废立。始皇遣走了扶苏，而在其余二十几个儿子当中，独独宠幸胡亥，将他带在身边。且史记载胡亥遣使赐死蒙毅，责曰：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。今丞相以卿为不忠，罪及其宗。朕不忍，乃赐卿死，亦甚幸矣。卿其图之！”蒙毅对答道：“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，则臣少宦，顺幸没世，可谓知意矣。以臣不知太子（注：胡亥）之能，则太子独从，周旋天下，去诸公子绝远，臣无所疑矣。夫先主之举用太子，数年之积也，臣乃何言之敢谏，何虑之敢谋！......”则似乎始皇欲立胡亥，已有数年之积。始皇在位十二年，不可谓不久，而至死未立扶苏为太子，可见废长立幼之心甚明。

二是关于李斯为什么要听从赵高。赵高那五个问题，其实有些莫名其妙。蒙恬是北逐匈奴的大将，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，帮助始皇制定郡县制，以及焚书，控制思想的重要谋臣。两者的作用完全不一致，为何李斯要对赵高承认自己的才能、谋远不及蒙恬呢。况且也没有史料显示扶苏和蒙恬有深交。即使有，李斯能料到扶苏立、蒙恬重用而自己见逐，难道就不能料到胡亥立、赵高重用而自己将遭受悲惨的命运么？

因此吕思勉认为李斯赵高废立之事，真实情况如何已经很难考证。

那么我们不妨绕开这一点，来看看二世当政的结果。二世对于始皇的那些苛政，无一更改，反倒加上了诛戮大臣和诸公子。他对于自己能够当上皇位，总有一种恐惧和防备的心理，害怕大臣和兄弟不服。请教老师赵高，赵高给他的建议是：“严法而刻刑，令有罪者相坐诛，至收族。灭大臣而远骨肉。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。尽除去先帝之故臣，吏置陛下亲近者。此则阴德归陛下，害除而奸谋塞，郡臣莫不被润泽，蒙厚德，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。”

如果说始皇虽然滥用民力，但他心中至少还有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一些不错的理想（比如拓边、改革政治等等）；而到了二世这里，当政的目的则完全变成了“肆志宠乐”，他修筑阿房宫，穷奢极侈；再加上用赵高出的这种馊主意用来对付臣民，真是古今的君臣，算他俩独一份了。

上次说到秦始皇和李斯要焚书。这焚书，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：“非博士官所职，有敢藏.......烧之”，也就是说烧的全是老百姓私藏的书。对于诗经、书经、百家的著作，由博士官（算皇家学士吧）专门掌管。也就是说：对于知识的掌握只需要交给那些精英就够了；作为老百姓，并不需要知道政治需要怎样开展，不需要知道国家需要往什么方向走。他们要做的，就是按照上面下达的命令，贡献自己的劳力和税收而已。而且他们不许对国家的政治妄自开展议论。

这样的禁令，自然会激起那些没有进入政权的旧贵族、豪强、普通读书人的不满。这实际是剥夺了他们拥有知识及思考的能力。因此始皇这项命令，理所当然的被后世所痛斥。历史都是读书人所写的，始皇既然得罪了读书人，他的评价自然不会高了。今天看来，始皇这样做无非是想维持政权的运转，因为用武力荡平六国，以及强行推行郡县制，都激起了人们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。所谓“以古非今”，固然有对古制的向往，但更多的还是借着古制来批评时政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始皇采用了高压的方式，强行灌输自己的执政思想。这恐怕能解决一时的问题，但却有很大的负面因素，一个是造成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对政权的不满，进而不屑于（或者惧于）参与政治；另一个就是压抑了民智。

但这些负面因素对于当时的秦朝来说并非是致命的。因为读书人在当时毕竟还是少数：如果论比例，恐怕和现在的知识分子比起来要少很多。这一部分人的不满，不足以使国家陷入混乱。始皇在大一统的举措里还做了另外两件事，才是他失政的主要原因。

一是拓边。在南方，他开辟了桂林、象（今广西西部，越南北部）、南海（今广东）三郡；在北方，他派遣蒙恬率军三十万，北逐戎狄，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，并筑县移民；率军渡河，在黄河北岸驻守。又修复了燕、赵的长城（燕长城：上谷（怀来）－－渔阳（密云）－－右北平－－辽西－－辽东； 赵长城： 代（山西代县）－－阴山－－高阙），而且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新筑了长城（陇西（甘肃临洮）－－北地（义渠，今甘肃宁县）－－上郡（今陕西榆林））。

二是巡游。秦始皇曾多次出巡，途中命令大兴土木，建筑宫室（如信宫、甬道、甘泉）。而且听信方士的言论，派遣童男童女入东海求仙人。数次登山封禅。途中一旦遇刺客袭击，便大索数日，牵连甚广。后因为求仙人不成，而方士又逃脱并诽谤他，他便大怒而引发了“坑儒案”。坑儒也是为后人广为诟病的罪状之一。但其本意是惩罚那些诽谤他的方士，尽管也捎带了一些谤议时政的读书人。

可以说，开边拓土，是一个国家立国应有的规模。但推行之时必须量力而为。根据国力的强弱，百姓能够承受的程度，来决定拓土的规模。始皇的理念中缺少一种对臣民体恤的因素，因此他做事不考虑民众的承受的能力。拓边的代价是：收泰半（>50%）之赋，发闾左（闾左指的是贫苦的农民、佃农等）之戍。所谓发闾左之戍，其实是把下层民众基本全部动员去戍边的意思。

至于巡游，一开始虽然有些天下初定，威严镇压的意思；后来则游乐的因素居多了。至于尊方士，求仙药，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自私，已经是与国家的前途无关的额外消耗。

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，采用的是“耕战”的全民皆兵战略。人民无事的时候耕地，有事的时候拿起武器参战（人民称为“黔首”）。国家奖励耕种，抑止商贾，并且用军功奖励人民。当时国家的辖地有限，人民在耕地闲暇之时为国家戍边数日，往返于家乡和边境戍地之间，也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因此可以承受。但国家统一以后，地盘大大扩大，政策本来应该走上文治的轨道，但却依旧沿袭着原来的政策。而且这种戍守，也没有军功的奖励，完全是一种赋税以外的义务。于是往返距离大大加长的戍边，就成了民间一大苦。而且秦用法严刻，似乎更多是一种机械的惩罚规范，而很少有体恤的成分。

陈胜、吴广，就起于会稽到渔阳戍守的失期。

始皇废除封建而设立郡县，只不过是他众多措施中的一项而已。为了将这样大的国家直接控制在中央手中，他着实做了不少工作：

（1）“隳名城”：虽然六国新破，但他们的根本还在。昔日的国都、名城，和其他文化要素一起深深植入了它们的臣民心中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离心力量。始皇既然认为天下合为一家，那么作为国都的咸阳，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。毁掉六国的故都，也是一种威权的体现。

（2）“销锋镝”：这是禁止私藏军火的意思，削弱民间可能的武装力量。“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铸以为金人十二”，以示天下用不复用（武力）。这是始皇自信心的又一个表现，历史后来也给了他讽刺。

（3）“决川防，夷险阻”：其实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的乱世，从技术上说也到了必须出现统一的时候。因为大家共同处在黄河的流向上，在地理环境上有相互依存之处。比如某个诸侯国想要治理水患，很可能就要牵扯到别的国。而利用这种相互依存性制造麻烦，则更是激起纷争的根源。中国社会其后又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动乱，但总有一种力量最终促成统一。这固然有政治理想方面的作用，但自然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（4） “一法度，车同轨，书同文”：我们今天全国都采用统一的汉字，始皇功不可没。

（5） “强干弱枝”：徙天下富豪二十万户于咸阳。这其实是中央集权模式常采用的手段。西汉刘敬也出过类似的计策，他对此的看法是：“无事可以备胡（咸阳，以及西汉的首都长安，皆靠近匈奴、羌等少数民族）；诸侯有变，亦足以率伐。”秦征服六国，但六国的旧贵族、豪强依然存在，他们的故民对国家也有一定的怀念；因此身处中原西部的秦，对于东方的旧诸侯地盘是非常防范的。西汉初年，为了抚慰功臣，进行了一定封建。因此位于长安的汉朝统治者，对于这些诸侯国也有一定的忌惮。故而“强干弱枝”成为必然选择。唐末藩镇割据，各军阀自重一方，中央全无威信，终于造成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乱；宋朝收拾了这个烂摊子，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强，也采取了强干弱枝之策（首都地区的兵力是最雄厚的，兵士的待遇和战斗力是最强的，由此造成宋朝与契丹的边界战争经常失利）。

（6） “一统思想”：当时的人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喜欢“以古非今”，总认为改革违逆了先人的制度，因此就应该受到批评。比如淳于越建议封建，认为殷、周都搞了封建，为什么我们不搞。“事不师古，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”。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着实不少，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庶民阶层，对始皇的改制颇有微词。于是李斯这段著名的话就登场了：“古者天下散乱，莫之能一。是以诸侯并作。语皆道古以害今，饰虚言以乱实。人善其所私学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以定一。人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。......夸主以为名，异取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，则主势降乎上，党羽成乎下。......臣请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者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”始皇制曰：“可”。

我每次读到李斯这段话都很受触动，而且最强烈的感受到历史永远也不会过时。控制舆论.vs.言论自由，愚民.vs.教民的矛盾和平衡，是每一个国家（尤其是当它不太稳定的时候）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我想下次再详细讨论这个话题吧。

上次说到从秦始皇对自己“皇帝”连称，可以看出他的自负。但他的自负在当时看来也是有理由的，那就是他几乎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基础，而这一改变对后世的中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这样的作为，的确是前人没有的。

他把“封建制”改为了“郡县制”。首先要说明什么是“封建”。封建这个词已经被当前的教育滥用了，似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可以用封建二字概括，又似乎一切迂腐和守旧的思想也被冠以“封建”，这不能不说是概念的混淆。所谓“封”，指的是赐予爵位；而“建”，指的是划分土地。“封建”，实际上是指周王朝采取的一种政治制度：由王（最高领袖）赐予功臣或者皇族一定的爵位，并相应地授予一定的土地，构成所谓“诸侯国”。各诸侯国有一定的政治自主权（比如财政）；但他们需要向最高的统治者朝贡，并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（比如出兵作战）听从中央的调遣。诸侯国可以由诸侯的后代世袭，他们可以设立自己的宗庙、祭奠自己的祖先。

周王朝创立这样的制度，初衷是为了鼓励国家的扩张。因为周朝创立之初，只有相当小的地盘。它利用封建这样的利益激励，促使臣民向周围扩张（占领+移民）；而且这种制度的确成功了，周王朝的领域大大扩展，它周围先后建立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，不但传播了文明，而且起到了拱卫王室的作用（当时中国的情况是“华夷杂处”）。

但这种制度到后来就出现了问题。周王室本身衰落了，它周围的诸侯国却不断变强。最后周王室丧失了权威，无力驾驭它的藩属；而失去了领袖的各诸侯，遂开始了长年无休止的争战。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。

秦始皇将这样的乱世终结，今后的政治如何走下去，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大臣意见分为两派，一派认为“封建”依旧有它合理的地方，应该继续推行。比如淳于越说：“臣闻殷、周之王千余岁。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：猝有田常六卿之臣，何以相救哉？”（“田常”是指春秋时齐国的一个乱臣，“六卿”不解何意。）另一派则以李斯为代表，他一方面认为无需用封建诸侯国的方法来赏赐功臣子弟，一方面认为天下也没有动乱的可能：“今海内赖陛下神灵，一统皆为郡县，公子功臣，以公赋税重赐之，甚足，易制，天下无异意。则安宁之术也。”

秦始皇在这件事上一直非常认同李斯的见解，且进一步指出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，赖宗庙。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。”于是废除封建制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设立郡县制。从此天下皆直接归中央管辖，创立了中央集权的模式。这种模式直到现在依然在发挥作用。因此历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的这次改制，是中国历史上三大事件之一（另外两件：1911年中华民国推翻帝制；1949年共产党国家的建立）。

所谓“县”，是当时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；而“郡”，则为控制守备之设，是基本的军备单位。郡县制并非起于秦始皇，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；但那时全都是封建与郡县并行杂处。而在秦始皇这里，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实行郡县制，并完全废除了封建制。

在今天看来，废封建行郡县是当然的事情；但作为秦始皇那个时候的人，尤其是被他灭掉的六国的人，并不这么认为。即使在秦国势力内部，也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。秦始皇以他非常自负的姿态，借着统一天下的气势强行推出这一制度，可惜很快就失败了。秦末暴乱，揭竿而起的虽然是普通百姓，但继之而起、并最终灭秦的，则大多是六国豪强（项羽就是楚的贵族后代）。

大凡改革，总要遭到时人的强烈反弹。采取渐进而非急躁的方式，是十分必要的。相比较下，汉实行了先封建，然后再徐图削减，最终将全国一步步化为郡县制的做法，比秦的蛮干就要高明多了。

说中国历史，好像必须从原始人、石器时代、中华文明的起源开始说起；然后说到炎帝黄帝，再说到尧舜禹，然后是商、周。周王室衰落后，就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极具变革和活力的春秋战国时代。这一大串史事，统统被称为“先秦”。不过我这里暂时没有先秦的书，所以就跳过这一大段，从秦的历史开始讲起吧。

可是讲秦，却不得不说到春秋战国。因为讲秦，上来就要提到秦朝的开始，那就是“秦王政二十六年，公元前二二一年，并天下”。也就是秦王嬴政在这一年完成了吞并六国（韩赵魏齐楚燕）的战争，建立了一个疆域前所未有广大的国家。秦，本来是函谷关外一个弱小的诸侯国，直到春秋后期才稍稍显露头角，而在战国期间不断壮大，最终完成了其他诸侯国无法完成的事业。

作为秦国的领袖，嬴政当然要给自己一个合适的称谓，来表彰他的成就，并让后世之人记住他。那么用什么称谓呢？自古，一群之长称为“君”（“一群之长”，我理解是一个家族的领袖，尤其是那些比较有势力的贵族，家里养有很多门客的，比如信陵君）；而一个区域中的人所归往的领袖，称为“王”（即为诸侯国的领袖）。嬴政要给自己的称谓，显然要比这些要高多了。大臣们商议了半天，认为“古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，泰皇最贵”，意思是您就当泰皇。嬴政不满意，说“去泰着皇，采上古帝位号，号为皇帝”。

他用“皇帝”这样的连称，自古未有。因此太史公说：“始皇（嬴政）自以为功过五帝，地广三皇，而羞与之侔。”因此嬴政给自己的称号，刻意要盖过三皇五帝。的确，他完成了三皇五帝都没有完成的事业。但这样的自大，就造成了他自信心的极度膨胀。自古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后人根据他生前的行为，取一个谥号，有评价的意思。但嬴政认为取谥号“则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。自今以来，除谥法，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，三世，至千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故此秦废除了谥法。

本来在他之前，中国的政治思想就已经非常强调对父亲和君主的尊敬（并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）。但嬴政显然更进一步认为，在父亲和君主死后，连对他们的评价也是不可以的。可以看出他是极其强调家长、统治者权威的人。而且他对这个新国家极端自信，认为自己后代可以“传之无穷”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秦王朝只延续了十五年，就灭亡了。

附：

（1）秦始皇称皇帝的“命”曰“制”，“令”为“诏”；自称“朕”。

（“命”是指一些一般性的命令，通常不是书面性的，而是对臣下奏议的意见和裁决；“令”是书面的，较正式的法令制度或命令、任命等）

（2）“门客”主要是指那些本身不在上流社会，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，暂时依附于权势者或财富者的人。他们和他们的“主子”，是被豢养和豢养的关系。他们得到栖身之地以及生活的资本，并且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（不同门客的等级、待遇不一样）；而为主子付出的则是他们的特殊才能（有人担任保镖，有人担任刺客，有人出谋划策，有人游说四方）。“门客”和“士”似乎有相通的地方。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这里“知己者”就是能够赏识他才能的人，也就是有“知遇之恩”的人。

（3）秦废除了谥法，但后来汉朝又恢复了。所以我们看秦朝的皇帝，只有称“秦始皇”“秦二世”，并无谥号；而汉以后的皇帝又都有谥号了，比如“汉文帝”“汉武帝”。

我素来就是一个癫狂之人，大家都是久仰了。身为主驾而不认得路；不知道内燃机是什么东西而来读内燃机的博士；号称学流体的却不懂湍流；－－还有更癫狂的，家丑就不便外扬了，否则足够令诸位脸上布满流体。不过今天的癫狂之言，其逻辑错乱而不靠谱之程度，恐怕要令观者大倒胃口。如果您想在周一保持一周的好心情，这里恐怕要稍稍得罪一下。

之所以要发狂言，是因为总算是理解了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的真谛。人生癫狂能有几次，趁着还在25岁的框框里，身体的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大体相当的这一刻，且癫狂他一次。我每次看自己以前的文字，往往会感到恶臭欲呕；以后的自己来看今天的文字，想来也会有同样的感受。不过我们也许都是在这样的自我淘汰中跌跌撞撞走过这人生的；念及此处心意登平。

曾经有两位挚友劝我不要总把目光放在“大话题”上，因为女孩子不会喜欢这种男生。事实上谁都不会喜欢。令人绝望的我对挚友的良言总是很重视，平时又是个认死理的人，还真花了点心思，看看怎么让自己变“小”起来。试了试，终归是失败了：也许是心不够诚，跟做科研的时候一个德行。不过我突然明白了：就好比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博士呢？一个道理：为什么我一定要改变自己呢？一次和两位同学逛小摊，看到二位为了买一个小毛绒饰物，在摊前这叫一个磨叽，这个鸭嘴好可爱哦，但是我买了这个就不能买那个哦......确切感到自己和这种“小”这种“生活”没法融合。我是不是很独特？很不合群？很不入流？...也许吧。这证明你们－－大家－－组成的函数族还不够完备，以至于我不能被你们这芸芸众生的线性组合而表出。换个专业又猥琐的词，就是我和你们全部“正交”。

所谓“人生得一知己”，也许就是终于找到了和我不正交的这位函数，从而由此证明我终究不是孤立于线性空间之外的孤魂野鬼。但若说完全不正交，肯定不可能，总归稍微有点相关性，但也足以令我欣慰。数学里面只有正交和不正交（对吧？），但社会中却又其他可能。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成了书呆子（如果你认为不是）。

但同时我的另外一个定理却被打破了：我一直认为南方人比较注重“小”，精打细算，善于生计，精细的美食，小碟小盘，声色犬马，足以被我家的一海碗红烧排骨吓倒。而北方人（包括在下）则比较粗犷，换言之就比较“大”，历朝历代的首都多建于此，北方人素有天下己任、家国一体的宏大抱负。可今日发现的知己，包括曾经那位拍案严辞“我身为一个中国人”的师兄，全都是南方人；而良言相劝的两位挚友又都是北方人。也许样本不具备代表性。

不管怎样，与知己或师兄的交谈让我感到开心。这种开心促使我要把今天的癫狂发挥到极致，从此永不再犯，也算是绝唱吧。哪位大师说的“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”，实在是有深度，有预见，能推测出我这样在撒泼的人是打着爱国旗号的流氓，从而催生出今天“爱国贼”这样的词。谁是贼，而谁不是贼，总是一个千古的难题，否则我们伟大的文字中又怎会有“贼喊捉贼”的创造。既然大家都是贼，倒可以握手言欢了：爱国的人是贼，不爱国的人也是贼。美国是贼，中国亦是贼。

但是您慢着点：虽然都是贼，总归要有个各自的立场。否则大家怎么个斗法呢？不斗，大家又怎么优胜劣汰，不断进化呢？于是大家坐在圆桌边，数了数奥运金牌数，美国的先发话了：“嗯，你们来这里求学，甚好，甚好。不过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请教：‘你们以后是留在这儿呢？还是准备回去？’”

中国的，怎么回答？

您想奋一奋英雄怒，请先等会。中国内部的同胞们发话了：想放牛屁，得先过我们这三关。你若问是哪三关？[第一关]告诉你，留下来的那都是牛逼的，看看：Nature，多少多少分（两位数）；Science，多少多少分（两位数）。回国的都是混不下去：否则你怎么一篇0.1分的都没有呢？[第二关]告诉你，毕业了，总得找到工作干几年吧？你连在这工作都没工作，美元都没挣到，就跑回去了，岂不是什么都没学会么？[第三关]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有北京户口吧？

美国贼果然厉害，不愧为当今世界的领袖。只一个问题，就把想奋英雄怒的中国贼难住：他要想回答，得先发Nature, 抑或Science，然后在美国工作几年，然后再把北京户口退掉（不知道能不能退）。既然现在暂时过不了这三关，美国贼是无法应付了。

既然对付不了洋人，咱们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窝里斗吧。好，我现在是一个爱国贼，想要斗一斗不爱国的贼。可是不爱国的贼，其定义首先十分模糊。仿佛人人都可以既不是爱国，又不是不爱国。社会果然比数学要复杂，否则数学家为什么工资低呢。就在这云里雾里的时候，一记不是很重的重拳突然击在桌上：

“共产主义就是恶魔！抹煞人性！你怎么还不悟呢？你应该好好看一下美国历代总统的历程，看一看美国的建国理念。”

他被这记重拳锤得有些晕乎，想要回几句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只好学一下鲁迅作品里那些麻木的民众，暗中说一句“可怜啊”，获得一点自我安慰。“这是教育的问题”，他想，“外来的东西也许是虚的，应该理性地重振中国传统的文化，而不是像怕沾瘟疫一样‘批判地继承’”。可是眼前愤怒的重锤换成了一个斯文的女生：

“因为不对，所以才要批判啊。”

他想要回几句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只好再暗中说一句“可怜啊”，获得一点自我安慰。看来窝里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旁边一位看热闹的冷笑了：“想斗，至少您得把口条倒利落了，会说话啊。老子今天run了一个case，发现他妈的那个combustion model全是错的，连个specie的mole fraction都搞不清楚。老子现在发现这人和人的level就他妈不一样。你看人家Schmit那篇Thesis，一共才50页，那叫一个insight...”

    TVants真是个好东西，这次看开幕式直播全靠它。今天是8月8日，早上6:20爬起来，以为自己必然起得比室友早，没想到人家早就在客厅里对着电脑自言自语了。匆匆忙忙洗漱完毕，喝了一碗牛奶，和室友一起欣赏这次盛大的典礼。
    开幕式完毕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上午11点。早上的牛奶似乎有些不妥，肚子很不舒服，于是开始犯懒。吃了午饭以后干脆不去实验室，在屋里睡了4个小时，然后进行每周的例行shopping。
我们本来的计划，是既然上午已经看了直播，晚上就不用看NBC的转播了。因此虽然数日前痛失电视，但决定暂时不买新的。加上肚子不太舒服，也就不去参加同学家里的“开幕式party”了。可没想到有一种气氛在本寝室中不断蔓延－－今天是8月8日，除了奥运，还是奥运。于是越来越想看晚上的NBC转播。
    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在线观看的基本都被禁止了。我们用TVants能连到的NBC频道，又恰恰都不进行转播，不由得很是失望。时间慢慢从7：30移到8点多，这时再去同学家里看，就觉得不太好意思，毕竟已经说不去了。
    室友突然一拍板：去Wal-Mart，买一台新电视！
    于是一行人风风火火开到Wal-Mart，挑中一台22寸的Vizio液晶。这时开幕式已经进行到了加拿大入场。于是我们又风风火火奔回来，调好频道，开幕式进行到新加坡入场。虽然文艺演出早就错过了，不过还是能看到点火炬！
    我们之所以这么想看NBC的转播，主要是想对比一下它与央视转播的区别。
    我们想听一听，相对于央视主持人中规中矩、近乎格式化的台词，NBC的主持人是如何以一种轻松而又多变的方式进行介绍的；
    我们想看到更多的镜头集中在普通运动员和各国观众上，而不是国家领导人上；
    特别是，我们想看到更多关于运动员笑脸、姿态的镜头，而不是关于他们腿的镜头！
    300多刀的电视果然没白买。别的不说，单是关于林浩的解说，NBC就做得远远比央视好。在央视的直播中，我们连这个小男孩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更别说他的事迹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旗手旁边了。但在NBC的转播中，不仅用标题打出了他的名字（就像介绍各国旗手那样），而且详细介绍了他作为四川地震的生还者，是如何救助同学，并且说这是作为一个班长的责任。
    ......
    看到水木上有好多批评开幕式的帖子，有的话说得挺难听。其实作为一场节目，想让13亿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。拍砖人的理由很多啦，比如有人说“没有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好看”。这就让人不知如何说起：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有很大不同的，我觉得不好比较。再比如有人说“劳民伤财，浪费纳税人的钱”，hehe，只要有国内有很多像本寝这样，能在转播当晚悍然买电视的纳税人在，就不能说是“浪费”吧！
    至于批评开幕式没有很好展现中国文化，就更应该慎重了。问两个问题：（1）如果批评者有更好的创意，是否曾经向导演组提供建议呢？（2）我们对自己的文化，到底能理解到什么程度？
    不论如何，感谢为开幕式辛勤工作的所有人，让我们有了这么精彩的一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