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战国以前，中国所遇者多为山戎（山戎，春秋时期活跃在北方的少数民族，射猎禽兽为生，随畜牧而迁徙。又称“北戎”，后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。）至秦、汉之世，乃与骑寇遇。骑寇之强大者，则匈奴也。

吕思勉认为匈奴渐渍中国文化颇深。《史记》载：匈奴，其先祖夏后世之苗裔也。曰淳雄。虽欠考据，但也并非全无可能。文化自一中心传播于其四面，文明民族中人，入野蛮部落为其长大者，难以悉数。而匈奴文化，实受中国文化影响甚多。最显著者莫如文字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曰：“罗马史谓匈奴西徙后，有文字，有诗词歌咏。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，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，惜后世无传焉。”案《史记 匈奴列传》曰汉遗单于书，牍以尺一寸，中行说（中行说，燕人，后降匈奴，屡为画策。后将详述）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，及印封，皆令广长大。则其作书之具，实与中国同。从来北狄（“北狄”这个称谓最早始于周代。周人自称“华夏”，而将其四周的民族称为“冬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”，以与“华夏”区分。“戎”与“狄”在地域上有明显的区别，但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往往混称。后世文化考证发现，两者在族类上十分接近。北狄是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。这里不再详细展开。）书疏，辞意类中国者，莫若匈奴，然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色。《汉书 西域传》曰：“自且末（西域国名）以往，有异乃记。”记其与中国异，而略其与中国同者，当时史法皆然。史家对于安息（西方大国，今伊朗）明著其“画革旁行为书记”（革，皮之不柔者；旁行，横行。中国古代以竖行为书，则安息文字习惯与中国异），而于匈奴文字，独不之及，正可证匈奴与中国同文也。

中国攘斥骑寇者，始于赵武灵王灭林胡、楼烦。而匈奴以地远而获存。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时，匈奴单于曰头曼（匈奴称其君为“撑犁孤涂单于”，撑犁，天也；孤涂，子也。“单于”意为广大之貌。案北族无称其君为天子者，而匈奴独有是称，盖亦受诸中国者也。）。头曼不能胜秦，北徙十余年（蒙恬得以收复河南地，因河为戍）。而蒙恬死，诸侯叛秦，中国扰乱，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，于是匈奴得宽，复收复河南，与中国界于故塞。

单于有太子名冒顿，后有所爱阏氏，生少子。单于欲废冒顿，立少子。冒顿杀单于，破灭东胡王，西击走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王。侵燕、代，悉复收蒙恬所夺地。是时汉兵与项羽相拒，中国疲于兵革，以故冒顿得以自强。控弦之士三十余万（匈奴士能弯弓者皆为甲骑，丁壮之士即为控弦之士。然则匈奴人口亦不过百余万，贾谊谓其不过汉之一大县）。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对抗之局，成于此也。

汉与匈奴构兵，始于平城之役（参见上节）。匈奴援韩王信之兵皆败，高帝乘胜北逐之，多步兵。高帝先至平城，上白登（平城旁高地），遂为匈奴所围。七日，用陈平之计得出。至于到底如何得出，却不甚清楚。《史记 韩王信列传》云：“上使人厚遗阏氏，阏氏说冒顿”；《史记 匈奴列传》云：“冒顿与王黄、赵利期不来，疑其与汉有谋；亦取阏氏之言”；《史记 陈丞相世家》云：“其计秘，世莫得闻”；《汉书 匈奴列传》载扬雄谏拒单于朝书亦曰：“卒所以得脱者，世莫得其言也”。对此，吕思勉同意颜师古的看法，认为其中似有丑恶之事，以至于史家颇多讳言。

汉当是之时，方务休养生息，抑且平乱，不能专力于匈奴，遂用刘敬之谋，与匈奴和亲。高帝遣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（“家人子”：汉代对无官职名号的宫人的称呼。颜师古注曰：“家人子者，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，未有职号，但称家人子也。”刘敬本来建议高帝遣长公主妻单于，吕后不许。高帝遂弄了个假冒的），此所谓“荐女”。又岁奉匈奴絮、缯、酒、米、食物各有数，此所谓“赠遗”。以荐女、赠遗两条件，约为兄弟（古称结婚姻者为兄弟）。以结亲羁縻目前，和戎息民以免反侧者乘寡，固然是不得已之策；但也说明此时的匈奴非此策不能臣服。这实在是旷古未开之局。

然而以“荐女”“赠遗”而结和亲，此后遂成为汉家故事，并为后世所沿袭。贾谊曰：“夷狄征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；天子共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倒悬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”虽为一时之计，终究是极其羞耻的，况且竟然为后世所沿袭呢？

然百姓新困于兵，又内多反侧者，固不得不如此。正所谓“内争未有不招外侮”者也。

上回说到汉高祖为了让安抚功臣，必须封他们做王。于是出现了中央和封建诸侯国并存的局面。吕思勉评论道：“封建之制，至六国灭，业已不可复行。然当时之人，不知其不可行也。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。陈涉一呼，旧邦尽复；戏下之会，益以新封。几谓带砺河山（“带砺河山”的意思是：黄河细得像带子一样，泰山小得像块磨刀石，比如时间久远，任何动荡都决不变心），可传苗裔（苗裔，子孙后代也）。然不可行者，终于不可行也。五年扰攘（指楚汉五年争霸），所建侯王，几无不陨命亡国，耗矣。然人仍不知其不可行也，于是有汉初之封建。”

但究竟封建为何不可行，吕先生此处并未明言。我在讲秦以郡县代替封建的时候，曾经提到春秋战国的封建进行不下去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封建造成诸侯国林立，增加了战乱的可能性；二是大家共处于黄河的沿岸，在地理上相互依存。但春秋战国时期中央的威权已经没落，所以这两个原因考虑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关系问题，并无考虑中央和诸侯的关系。

而此时汉朝刚刚建立，高祖既然为群雄所敬服，则中央之实力已凌驾于所以诸侯国之上。所以除去上面所说的两个原因之外，又多了一条原因，那就是中央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。
之所以说不稳定，是因为中央和诸侯之间必然互相防备。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税收、募兵、任命官吏等一系列权力，就像一个小朝廷。中央绝不希望诸侯的势力坐大，而使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；而诸侯又害怕中央的吞并，使得自己世代富贵的梦想落空。

在这种相互防备的状态下，一旦出现某种扰动（比如有人向皇帝状告某诸侯欲谋反。状告的原因，有可能是他自以为掌握了真凭实据，或者纯粹是想栽赃陷害，从中渔利），中央和诸侯的关系就必须受到考验。实际上，如果有状告谋反这种事情出现（同时假设此时诸侯实无反意），则皇帝和诸侯分别有两种可能的反应：
皇帝反应:
（1）开始怀疑诸侯；
（2）不相信告状，认为是谣传；
诸侯反应:
（1）认为皇帝有可能会相信告状；
（2）认为皇帝不可能相信告状。

如果皇帝的反应是（2），则他不会采取什么措施；但如果他的反应是（1），那么他可能会暗中派人调查诸侯的举动。而这样既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一步栽赃陷害的机会，又会引起诸侯的紧张（诸侯都不是吃素的，他们也有很多部属和眼线）；诸侯紧张起来，和“诸侯反应（1）”其实是一样的。诸侯反应如果是（1），则他有可能会想方设法澄清误会，或者暗中进行军事准备应对不测。澄清误会，通常只有越描越黑：越说没有，则别人越认为有。而暗中进行军事准备，又给了皇帝怀疑的理由。当然，如果诸侯反应是（2），则他不会采取什么行动。

如果我们把皇帝和诸侯的两种反应做一个组合，则出现了四种可能情况。在这四种情况当中，只有皇帝和诸侯的反应都是（2），他们的关系才不会变坏。而以人类“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”的天性，这种情况的概率肯定小于四分之一。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，那么他人的告状多来几次，皇帝与诸侯之间的猜疑终究还是会产生的。

一旦猜疑到一定程度，皇帝便会使出一个他认为很简单的判定方法，那就是要求诸侯“入朝”。所谓“入朝”，就是指诸侯到皇帝的都城觐见皇帝，通常这是作为诸侯必须遵守的礼仪（每年或者数年必须入朝一次，交纳供奉，表示遵从中央的领导）。但诸侯入朝，也就相当于把性命交在了皇帝的手上。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。皇帝认为，如果诸侯真无反意，为何要怕朕呢？如果不来入朝，就证明了他心里有鬼。

但一旦皇帝召唤诸侯入朝，就把诸侯推上了生死选择的时刻。因为在这种皇帝和诸侯存在猜疑的情况下，诸侯入朝以后无外乎两种可能性，一是被抓住杀掉，二是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。但如果不入朝，那就证明了自己心里有鬼。所以如果诸侯选择不入朝，一般会立即拥兵造反。如果诸侯认为“入朝被杀的可能性较大；反正都是死，不如拼一把”，那他即使原本没有反意，也必然会造反。

之所以这里要用大篇幅讲皇帝和诸侯王的关系，是因为这样的剧本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上演。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汉初的封建结果吧。

吕思勉论道：“汉初之封建，先以异姓封建诸王。高祖与功臣戮力而定天下，其劳亦相等耳。一人贵为天子，其余则无尺土之封，自非情理之所安。观刘敬“山东虽乱，秦地可全”之说（上节所讲定都关中的考虑），则数年之内剪灭殆尽（指分封的功臣纷纷被灭），不独非诸侯王之所料，亦非汉之君臣始愿所及也。”

汉初封建异姓的结果如下：
韩信为楚王，王淮北，都下邳；
彭越为梁王，王魏故地，都定陶；
张耳为赵王，但他在汉五年秋薨，子敖嗣立；
韩王信仍为韩王，王颖川；
黥布为淮南王，王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，都六（安徽六安）；
汉五年七月，燕王臧荼反；九月，为高帝所虏；高帝立卢绾为燕王；
吴芮为长沙王，王长沙、豫章、象郡、桂林、南海，都临湘（今长沙市）；
无诸为闽越王，王闽地（今福建一带）。

这其中楚王韩信的势力最大，而韩信征战的本领又素为高祖所惮。汉六年十月，有人告韩信欲谋反。高帝用陈平之计，伪游云梦（云梦泽，湖北汉江平原上的古湖泊群），会诸侯于陈（在楚西界）。这实际上和“入朝”一个道理，总之是要见见各诸侯王，看你们敢不敢来吧。

韩信欲发兵反（可见他料到此去的危险），自度无罪（被逼冒险，心有不甘）；欲谒上（想当面澄清误会），恐见擒（还是危险）。初，楚将钟离昧（项羽部下），信好友，（项羽灭后）亡归信。时人说信斩钟离昧首献上，昧自刭。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，高祖令武士缚信（亏了）。信被贬为淮阴侯。

韩信被擒，而高帝并没有杀他，可见高帝并没有拿到他谋反的凭据。又可见无论韩信是否谋反，高帝都是想要算计他。又可见无论韩信是否谋反，他作为诸侯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对中央的威胁。韩信此时被削夺了封地和兵权，基本上已经是光杆一个，高帝兵不血刃就解决了最大的隐患。韩信在攻下齐的时候，项羽曾诱他反叛，“三分天下而王之”；而齐的辩士蒯通也劝他自立门户，韩信没有同意。吕思勉认为他并不是不知道刘邦的心计和猜疑，而最终选择不反叛，恐怕也是认为反叛之后并无取胜的可能。可惜他虽然不想反叛，却终究逃不过悲惨的命运。

无论如何，在当时人看来，封建异姓诸王是有靠不住的。所以经韩信这件事之后，高祖开始逐步封建他的同姓：

汉六年正月，以刘贾（高帝从父兄）为荆王，王东阳郡、彰郡、吴郡；
刘交（高帝弟）为楚王，王砀郡、薛郡、郯郡（郯，周代诸侯国名，在今山东郯城西南）；
刘喜（高帝兄）为代王，王云中、雁门、代郡；
刘肥（高帝子）为齐王，王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博阳、城阳。

（注，汉初承秦制，以十月为岁首。所谓岁首，即是指下一年的开始。所以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是：五年八月，五年九月，六年十月，六年十一月，六年十二月，六年正月，六年二月......。所以“六年正月”在“六年十月”之后。后来汉武帝改正月为岁首，并由此延续了二千多年直到现在。此为后话）

同时，高帝徙韩王信于太原晋阳，名为备胡（匈奴），实为猜忌。信以晋阳去边塞远，请治马邑（山西硕县）。九月，匈奴围信于马邑，信数使胡求和解。汉发兵救之。汉以信数间使匈奴，有二心，遣使责让信。信恐诛，因以马邑反汉联匈奴。

七年十月，高帝击信于铜鞮（今山西沁县西南），斩其将。信亡走匈奴，与曼丘臣、王黄共立赵立（赵贵族之后）为赵王，收残兵，与匈奴共拒汉。高帝自晋阳连战，乘胜逐北，至楼烦（今雁门关北），用兵过速，会大寒，士卒堕指者士二三，遂被匈奴围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。居七日，用陈平密计得出（高帝与匈奴构兵，已属于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，将在下节详述）。

高帝乃还，遣樊哙留定代地。

十二月，高帝过赵，赵王（张敖）执礼甚卑，高帝箕踞詈，甚慢易之（箕踞詈，就是屁股着席，两腿向前叉开，同时大骂。可见其平民本色，素质较差）。敖部下贯高、赵午等（年六十，曾为张耳客）大怒，请杀高帝，敖不可。八年冬，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（今石家庄），还，贯高等欲谋之，高帝不宿而去。九年，知其谋，捕赵王，赵午等皆自刭。遂废赵王为宣平侯，徙代王如意为赵王（初，匈奴攻代，代王刘喜弃国，贬，立子如意为代王）。

十年九月，陈豨反。陈豨，赵相国，监赵、代边，边兵皆属，广致宾客。因人告其谋反，高帝疑之。十年秋，太上皇崩，高帝招豨入朝。豨称病，遂与匈奴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。高帝之邯郸，十一年冬破之。遣太尉周勃自太原定代地。

正月，淮阴侯韩信反长安，夷三族。淮阴侯韩信造反之事令人大惑不解。按理说，韩信在能与汉王、项羽三分天下的时候都没有反，而且在高祖“伪游云梦”的时候也没有反，可见真无反意。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淮阴侯，既无封地，又无士卒，为什么要造反呢？《史记》载陈豨拜巨鹿守，与信辞。二人相约谋反。信谋划于长安城中策划暴动，发动家臣徒奴（就是家里的宾客、下人），趁高帝在外将兵未归，攻杀吕后、太子。部属已定，只等陈豨的音信。谋泻，吕后与相国萧何计，诈称陈豨已擒，令列侯群臣皆来作贺。韩信称病，萧何曰：“虽病，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缚信，斩之于长乐钟室（长乐宫，高帝常居之宫室，后高帝兴建未央宫，汉历代皇帝多居未央，而长乐宫改为太后居所）。

吕思勉认为，陈豨当初受命巨鹿守之时未必有反心，信安得与之言谋反之事？又，信与长安将相大臣，一无要结，岂有但恃家臣徒奴，可以集事之理？赵、代与长安相去数千里，声授不相及，信苟决发，何待豨报？部署既定，豨报不至，又当如何？可见韩信谋反一事，多半是汉朝廷的诬陷。

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（今山西高阳县）。高帝立刘恒（高帝子，此人是以后的汉文帝，稍稍留意一下）为代王，都晋阳。

三月，梁王彭越谋反，夷三族。经过如下：高帝欲平陈豨，至邯郸，征兵于梁王，梁王称病，使将将兵至邯郸。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扈辄曰：“王始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擒矣。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，称病。有人告梁王与扈辄欲谋反。于是高帝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觉。捕梁王，囚之洛阳。有司治反形已具，请论如法。高帝废以为庶人，传处蜀青衣（青衣，县名，今四川雅安县）。西至郑（山西华县），逢吕后从长安来，欲之洛阳。道见彭王，彭王为吕后泣涕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，吕后许诺。与俱东至洛阳，吕后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令徙之蜀，此自遗患，不如遂诛之，妾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。遂族彭越。

高帝立子恢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，立南海尉它为南越王，立子长为楚王。

高帝既诛彭越而醢之（剁成肉酱），以其醢遍赐诸侯。淮南王黥布大恐，阴部署将兵。布与其大夫贲赫构隙，赫走长安告其谋，布遂反（事在十一年七月）。东击杀荆王刘贾，并其兵；击楚，楚王交走入薛。
高帝赦天下死罪以下，皆令从军。征诸侯兵。十二年十月，破布军于会甀（在蕲县以西，恰恰离陈涉起义的地方不远哦）。布走番阳，为人所杀。

十二年十月，周勃定代，斩陈豨于当城（今河北蔚县东北）。高帝立刘濞（濞，故代王喜之子）为吴王。
自此异姓诸王中，只剩下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芮了。卢绾与高帝同乡，其亲与太上皇相爱。绾与高帝俱学书，相随而定天下，常出入卧内，为高帝心腹之臣，宠幸赏赐，群臣莫敢相望。

陈豨反，高祖如邯郸，卢绾亦击其东北。豨使王黄求救于匈奴，绾亦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，令勿发兵相助。臧荼子衍说胜活豨，连兵不决，以久存燕（盖若陈豨不灭，则高帝赖卢绾之力共同围剿，则不会对卢绾下手）。绾疑胜与匈奴反，上书高帝，请族胜家。已而胜还，语绾，绾醒悟。遂使范齐使豨，欲连兵勿决。豨降将语高帝以豨、绾相勾结之事。高帝使人召绾，不至；绾与下人谓吕氏诛戮功臣（韩信、彭越等），上（高帝）不能制。高帝微闻其言，大怒。十二年三月，使樊哙击燕，立子建为燕王。

有人告发樊哙与吕氏为党（哙，吕后妹夫）。高帝使周勃代将，斩哙。周勃与陈平计，不斩哙，车送哙于长安。后哙为吕后所赦，复爵邑。

高帝病甚。卢绾将宫人、家属、骑数千，居长城下候伺，幸（幸：希望）上病愈，自入长安谢。

四月，高帝崩于长乐宫。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，匈奴以为东胡庐王，居岁余，卒。

异姓诸王中，唯长沙王传五世，以无子国除。历四十六年。以其地最偏僻，无关大局而得免于纷争。而今天所讲的其他诸侯则皆不得善终。可见封建制的痼疾。

汉五年，灭项羽。二月，诸侯上尊号，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，始称汉高祖。自义帝亡，天下始有共主。秦末丧乱加之楚汉争霸多年，百姓饱受战乱之苦，天下早已满目疮痍，因此高祖首先的要务在于令社会走上正规，休养生息。

他命令（1）士兵、诸侯子、山林盗各归本县，复赐田宅；
          （2）吏以文法教训辩告，勿笞辱（与秦之严刑峻法相反）；
          （3）亡爵及先前爵位不满大夫者，皆赐爵大夫；大夫以上赐爵一级；
          （4）诸侯子及从军归者，甚多高爵；
          （此（3）（4）两项在于抚慰为兵及为官失职者。变乱之际，此辈往往无家可归，又或习于战斗掳掠，不事生产。稳定了他们，便是消除了动乱之源）
          （5）令天下县、邑铸城。此与秦之夷平郡县城池的做法相反。秦是猜忌地方有谋反的可能，于是采用强制手段削弱地方力量；而汉则反其道而行之，与豪族、百姓推心置腹。

总之，高帝采取温和的统治以及广施恩利的方法，来稳定民心，并让社会走上和平的轨道。经历动乱已久，民心思定，这样的措施是有助于稳固刚刚建立的政权的。这也是随后几年诸侯反叛无一能成事的原因。（韩信曰：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宁，不可复用（争战）。）

一个王朝既然建立，首先要选定国都在哪里。一个叫娄敬的人建议：“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。猝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聚也。因秦之故，资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固地，可全而有之。”

高帝疑之。左右群臣大多皆山东人，多劝都洛阳。“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崤、晁，倍河，向伊、洛，其固足以恃。”留侯（张良）曰：“洛阳虽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。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也。夫关中，左崤、函，右陇、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。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专制诸侯。诸侯安定，河、渭漕挽天下，西给京师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。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敬说是也。”于是高帝即日西都关中。赐敬姓刘氏。

随后，高帝先徙诸侯子于关中，后又徙齐、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姓于关中（这还是“强干弱枝”之策，意在加固首都地区的实力）。

从刘敬、张良之说可以看出，对于刚刚建立的汉王朝来说，它的统治还并不十分稳固。刘、张二人反复强调的，一个是经济上的原因（关中有巴、蜀的天府之国，农业发达，足以自给自足）；二就是地形上的原因（它地势险要，只有一面与中原相接，而此一面又有崤、函关隘的固守）。在农业社会，地形上的优势就是军事上的优势。进可以制约中原，退亦足以自保，基本已立于不败之地。

既然有进退的考虑，就说明汉朝此时对未来的局势还很不确定。因为汉朝立国和秦朝不同。秦是靠一己之力将诸侯逐个征服；而汉击败项羽，是依靠多方力量联合作战的结果。最大的外援来自韩信：韩信虽然曾是汉王部下，但自从分道进兵，虏魏、代、赵、燕、齐，充分展现了他自己的实力，而且到了楚汉争霸的后期，高帝不得不以封王的方式来继续寻求他的帮助。至于其他如彭越、黥布等人，虽与汉联合，但一直不大受汉的节制。既然是大家共同打下来的天下，而让高帝做了帝位，那么一同战斗过的兄弟们，也应该同富贵才是。高帝击败项羽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肯狠下心来，封地封王，与战友们同利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他现在就要让出利益。因为天子无戏言。

于是汉朝立国之初，就出现了郡县（归中央）和封建相混合的制度。有封建就会有不稳定，高帝和诸侯王的矛盾，从他封建诸王一开始就埋下了。

话说汉王遣韩信、张耳将兵三万，北举燕、赵，东击齐，开辟第二战线。事在汉二年八月。汉三年，冬十月，信、耳以兵数万，欲下井径（今河北石家庄井径县）。赵王歇、陈馀等聚兵二十万拒之。

广武君李左车建议陈馀：“深沟高垒勿与战。假吾奇兵三万人，绝其辎重。”馀不用其谋，为韩信所破。信斩陈馀，擒杀赵王歇，生擒李左车。用左车谋，降燕。信遂请立张耳为赵王而镇抚赵地，汉王许诺。

此时韩信已定魏、代地，汉王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荣阳拒项羽。

项羽数使奇兵渡河击赵，赵王耳、韩信往来救赵，因行平定赵各处城邑，不断发兵佐汉。

十二月，随何说黥布反楚。项王使项声、龙且击破布，布与何间归汉，收其败兵于成皋（今河南汜水县）。

项羽数侵夺汉甬道，围荣阳，汉军乏食，汉王请和。时为汉三年四月。范增说项羽急攻荣阳。陈平施离间计，令项羽以为范增与汉暗中勾结，项羽遂削夺范增权力。增怒，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卒耳。”项羽然之。范增未至彭城而病发身死。将军纪信扮作汉王降楚，而汉王遁去。留周苛、魏豹、枞公守荣阳（魏豹后被杀）。

汉王入关，重整军力，欲复出关击项羽。从辕生谋，出武关，引楚兵来战，而深沟高垒不与战。使荣阳、成皋得息，然后使韩信北连燕、齐，袭击项羽后方。项羽果引兵南，汉王拒不与战。

五月，彭越渡淮，与项声、薛公战下邳，破杀薛公。项羽使终公守成皋，自东还而击彭越。汉王趁机向北击破终公。

六月，项王已击破彭越，引兵西，拔荣阳城，烹周苛，杀枞公，虏韩王信。又围成皋，汉王遁走。汉王北渡河宿小修武（河南获嘉），夺张耳、韩信军，复大振。

八月，汉王从郑忠计，使卢绾、刘贾（卢绾，汉王同乡好友，后将详述；刘贾，汉王堂兄）将二万人渡白马津（河南滑县），佐彭越烧楚积聚，击破楚军于燕郭（河南延津）。下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、外黄十七城。

九月，项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成皋。即汉王来挑战，慎勿与战，勿令其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，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遂引兵东击彭越。

初（彭城之战前），项王释齐而归击汉。田横立田广为齐王，自为相。闻韩信且东，于历下（历下，今在济南老城区，因在历山下而得名）拒之。汉使郦生说齐解历下军。汉四年十月，韩信用蒯通计，破齐于历下。齐大怒，烹郦生。项羽使项它、龙且救齐。

汉果数挑成皋战，楚军不出；汉使人辱之，数日，曹咎怒，渡兵汜水。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大司马咎、长史司马欣等皆自刎于汜水上。汉王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军广武（在荣阳附近）。

项羽下梁地十余城，闻咎败，遂还，引兵与汉王相拒于广武。

十一月，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，杀龙且，虏齐王广。田横自立为王，奔彭越。关中兵益出佐汉王；而彭越、田横居梁地，绝楚粮道。

汉四年二月，韩信定齐地，使人曰：“齐地边楚，不为假王，恐不能安齐”。汉王大怒，欲攻之，张良谏。汉王遂使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。项王使武涉说信反汉，三分天下而王之。蒯通亦谏韩信自立门户。韩信犹豫未能听。此时天下权柄实握于信手，若信助汉，则项羽必败；若助项羽则汉必败；若自立门户，则为鼎足三分之势。

七月，汉王立黥布为淮南王。

八月，项羽自知少助，食尽，而信又击之。遂与汉和，中分天下，以鸿沟为界（鸿沟、古运河，今河南荣阳以东）。项羽归还汉王之父、及妻子吕后（于彭城之役虏之），解兵东归。



汉王亦欲西归。陈平、张良谏曰：“今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疲食尽，此天亡之时，不因其机而遂取之，所谓养虎自遗患也。”

汉五年，十月，汉王撕毁和约，追击项羽。至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，止军，与魏相国彭越，齐王韩信约击楚。至固陵（河南淮阳县以北），越、信不来会。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

汉王与张良计，封彭越为魏王，韩信为楚王（以韩信故乡在楚），则二人皆引兵来。

十一月，刘贾入楚地，围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。汉阴诱楚大司马周殷，殷叛楚，屠六（安徽六安，为九江王黥布故郡治所在地），举九江兵迎黥布，屠城父（安徽灵壁），随刘贾皆会。

十二月，围项羽于垓下（在灵壁东南）。羽闻四面楚歌，知汉已尽得楚地。乃与八百壮士溃围而走。汉使灌婴将五千骑追之，及于乌江。项羽自刭。

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先死，其子尉嗣立为王。不降汉。卢绾、刘贾虏之。

田横惧诛，与徒属五百人入海，居岛中。汉王后恐其为乱，使使赦其罪。使未至，田横自刭。

吕思勉总结刘项成败原因：

（1）军事上：汉得萧何镇守关中，足食足兵；又得韩信攻破代、赵、燕、齐，袭扰楚之后方；楚之粮路，又屡为彭越所扰。而楚之亲信如黥布、周殷等，又纷纷反叛。故楚军后期兵少食尽。

（2）用人上：高祖置酒洛阳宫，曰：“列侯诸将，无敢隐朕，皆言实情。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起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慢而侮人（刘邦出身平民，见部下时经常躺在床上光着脚丫，非常不庄重），项羽仁而爱人；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，因以予之，与天下同利；而项羽……战胜不予人功，得地不予人利，此所以失天下也。”高祖曰：“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：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（即张良）；填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饟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人者皆人杰也；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

韩信曰：“项王使人，有功当封爵者，忍不能予。”陈平曰：“项羽不能信人，其所仁爱，非诸项，即妻之昆弟；虽有奇士而不能用。”

盖项氏故楚世家，用人犹沿封建之世“卑不踰尊，疏不踰亲”之旧；而汉高起于庶民，则不然也。故一多助，一寡助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，从我决定每天讲故事开始，已经快一个月。而秦的天下也已归属他人；项羽从一个逃匿的贵族之后成为了西楚霸王；而沛公也从一个小小的亭长成为汉王。

话说汉元年五月，公元前二零六年，汉王起兵。明修栈道（以示有向东出兵的意图），而暗渡陈仓，向北袭雍。定雍地，围章邯于废丘。八月，司马欣、董翳皆降。短短三个月之间，三秦之地皆为汉王所有。自此汉王才终于实现了称王关中的意图。

三秦失败如此之速，令观者大跌眼镜。但细想起来亦不难理解。诸侯相王之前，沛公于实力上已仅次项羽。沛公入巴、蜀，诸侯子弟相从者数万人，可见其深得人心。又，沛公入关亡秦后，与秦人约法三章，秋毫无犯，深得民心。章邯等三人降楚，而秦二十万降卒尽数为项羽坑杀，秦家乡父老以章邯等三人卖身求荣，坑害了他们的部属，自然恨之入骨。项羽使三人分王关中，除了兑现承诺之外，也没安着什么好心。因为项羽很清楚，以他们和秦百姓的关系，是无法长久的。项羽的意图，是不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（章邯毕竟是一代名将）。果然三秦在汉王的进攻下迅速失败。

然而汉王崛起如此之速，却也给项羽带来了莫大的危机。汉王起兵期间，张良遗项王书曰：汉王得关中而止，无意东进。意在从战略上麻痹项羽。《史记》载，项羽得书后遂无意西征，而转而击齐。项羽没有理会汉王而进攻田荣，自然是事实。但《史记》如此描述，却将项羽的智商看得太扁了。难道张良此封书信中如此简单的政治伎俩，项羽都看不破吗？

以当时情况而论，汉王虽然吞并三秦，毕竟离中原尚远；而齐裹胁赵、梁叛乱，于楚方为心腹大患。欲对付汉王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。因此项王发兵征讨田荣，自为战略上的不二选择。

同时，项王命郑昌为韩王，拒汉。命萧公角击彭越。

然而角为彭越所败。汉二年，冬十月，汉王军至陕（今河南陕县），河南王申阳降。又使韩信击韩，郑昌降。汉王遂以韩信为韩王（注：此韩信非先前为汉王拜为将军的韩信。此韩信为战国韩襄王之孙，因此是韩的贵族之后。曾随汉王入关，又随汉王入蜀。为了避免混淆，以后就称他为韩王信，从而与另一个韩信区分），还都栎阳。此时汉王将王都由南郑迁至栎阳，可见其领地的扩大，以及战略重心的前移。汉王与项王争夺天下的意图已然十分明显。

汉二年春正月，项王破田荣于城阳。荣败走平原，为民所杀。齐遂降楚。项王此时似乎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齐的问题，遂采用恐怖和高压的手段，坑杀齐的降卒，烧城虏民，一直徇至北海，所过之处多所残灭。可见项羽残虐的性格及其迷信武力的理念。而这也造成了他此次军事行动的战略失败，因为齐人随后“聚而叛之”。虽然他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，田荣被杀，齐的势力遭到重创。但他此行的战略目的应该是令齐不再反叛。而显然他的残虐政策起到了相反的效果。

三月，汉王将兵自临晋（今陕西大荔）渡河。魏王豹降。至河内，虏殷王司马卯。至洛阳，为义帝发丧，正式向项羽宣战。

汉王为义帝发丧，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”，并以此指责项羽弑帝，无道，天下应共讨之。此实乃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。义帝乃项氏所立，仅为楚国的名义领袖而已；即使汉王昔日曾听其调遣，而其他诸侯则显然不受义帝节制。至于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”，则更不知从何说起。况且汉王倘若目的是为了替义帝报仇，则义帝之死在汉元年八月，而汉王起兵则在五月。且汉王一直未为其发丧，直至此时。可见发丧讨项，无非是政治口实。大凡人类发动战争，总要“师出有名”，就好比美国要揍伊拉克，也要拿出些理由，即使是编造的也无所谓。

四月，田横于城阳反楚，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。项王虽闻汉王欲东，既击齐，遂欲破之而后击汉。这也是当时不得已的情况。毕竟项王两面作战，十分被动。汉王利用项王的这种被动，一路东进，胁五路诸侯兵（塞、翟、殷、韩、魏），共五十六万，东伐楚。

至外黄（今河南杞县），彭越将三万人归汉。汉王拜越为魏相国，令定梁地。

由于项王分身乏术，汉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，就攻陷了楚的都城彭城。这一连串的胜利令汉军开始骄纵，汉王取项羽美人货赂，整日饮酒高会。

项羽令其部将击齐，自将精兵三万人自胡陵至萧（今江苏萧县），先截断汉军的归路，然后向东至彭城。与汉军力战半日，大破汉军，杀十余万人。汉军退却，项王追至灵壁（在安徽宿县西北）东的睢水上，又破杀汉军十余万人，汉军尸积如山，睢水为之不流。

汉王引数十骑遁去。司马欣、董翳皆降楚，而司马卯死。诸侯亦皆亡去。

汉王稍收败卒于砀（江苏砀山县东，这是他老家附近了），与张良计，诱九江王黥布反楚（布素为楚将，然与项羽有隙），且与田横联合。还屯荣阳，萧何悉发关中老幼从军，汉王大振。其间，魏王豹谒告视亲疾，还平阳，至则绝河津，反为楚。

六月，汉王还栎阳，立太子。引水灌废丘城，章邯自杀。

八月，汉王复还荣阳，使韩信破虏魏王豹。信请兵三万，千里奔袭，北举燕、赵（此时因张耳已归降汉王，陈馀请杀张耳而汉王拒绝，陈馀遂与汉决裂），东击齐，绝楚粮道。汉王遂遣韩信与张耳以偏军出击。

总结这一阶段的战争，汉军虽然大败，但基本已处在和楚军分庭抗礼的地位，况且有关中这个稳定的后方，在补给方面更占优势；而项王虽然获胜，却依然不得不面对多个敌人，以及不稳定的后方。汉已坐大，而齐又未灭，黥布也反叛了。项羽虽然在军事上仍然猛悍，但在宏观战略上正在转向不利。

诸侯相王于戏，各自罢兵还之国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均势很快就被打破。在说这个话题之前，先来谈谈两桩疑案。

第一桩疑案，是义帝之死。项羽与诸侯分割天下完毕后，尊楚怀王为义帝。义，假也。好比“义父”，指的是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感情或者抚养关系上是父亲。那么所谓“义帝”，就是指他并非是有实权的帝王，而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尊号而已。《史记 项羽本纪》记载，项羽刚回彭城不久，就派人迁徙义帝，曰：“古之帝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”因为彭城是在下游，所以就把义帝轰到了长沙（今湖南长沙市），随后又命人在郴县（今湖南郴县）追杀之。至于究竟是何人所杀，有衡山王、临江王、九江王等不同说法。可见事实究竟如何，已经成为疑案。但不管怎样，这笔烂帐要算在项羽头上。因为是他迁徙了义帝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和义帝有矛盾。

第二桩疑案，是韩王成之死。《项羽本纪》记载，韩王成无军功，项王不使之国，与俱至彭城，废以为侯，已而又杀之。吕思勉认为这更可疑：既然已经封他为王，不得无故复废而杀之。这肯定有其中的缘由，只是现在无法知晓了。

均势的打破，首先在于被削减利益的人不愿意把利益吐出来。比如燕王臧荼之国后，欲按照诸侯的约定，逐韩广于辽东。广弗听，荼击杀广于无终，并其地。不过这是履行诸侯约定而产生的变故，而并非是背约。真正背约的，其实是田荣与汉王。

田荣这边本来就是硬石头一块，坚决不和诸侯一起抗秦的。所以他在诸侯划定的势力范围中吃了亏。他听说项羽立田都为齐王，而要将自己所立的田市逐到胶东去，大怒。遂不肯遣田市就胶东，以齐地反，击走田都。而田市惧怕项王，欲按照诸侯的约定就国，荣怒，遣兵追杀之（可见田市与田荣并非一心，而田荣作反，亦并非是为了田市）。田荣又西击杀济北王田安，遂并王三齐。

然而田荣清楚单靠自己的力量，不足以与项王对抗。于是他拉拢钜野（今山东钜野）的大盗彭越（越部属约数万），授将军印，令其在梁地造反。

上一节提到了陈馀和张耳反目成仇之事。如今张耳获得了赵的封地，而赵王歇被逐到了代；齐又反楚。陈馀感到自己向张耳报复的机会来了，于是遣人说服田荣，发兵相助。田荣许之，遣兵之赵。陈馀悉发南皮三县兵，与齐并力战张耳，大破之。张耳逃走，后来归降了汉王。陈馀迎赵王歇于代，请他返回赵地。赵王遂令陈馀为代王，陈馀留下辅佐赵歇，令夏说以相国守代。

自此齐、赵、梁结为联盟，而项羽周边的形势恶化。

让我们再来说说汉王。诸侯罢兵后，项羽予汉王士卒三万，而诸侯中因仰慕汉王而追随者又数万人。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（栈道：依悬崖峭壁修筑的道路。由于蜀地山势险要，军队出入必须依靠栈道），以备诸侯盗兵，亦暗示项羽：我等不会向东进兵造反。汉王从其说。吕思勉认为此时汉王尚无叛意。若有叛意，则未必肯烧毁栈道（建造颇为不易）。既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皆讴歌思东归（因汉王部属多为关外中原人），亡去者甚多。

韩信为治粟都尉，亦亡去。丞相萧何，素闻韩信之能，将其追回，荐与汉王（此所谓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）。韩信因说汉王曰：“吏卒皆山东之人，日夜企而望归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（若）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宁，不可复用，不如决策东向。”因陈项羽可图，三秦易并之计。汉王大悦，遂拜韩信为将军，部属诸将，留萧何收巴、蜀租，给军粮食。起兵反叛。

上回说到，项羽等诸侯把秦的天下给瓜分了。瓜分天下这件事，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。占便宜的欢喜，吃亏的难受。

首先难受的要属汉王刘邦。在楚怀王遣宋义、刘邦分兵之时，曾约定：“先入关者王之。”汉王虽然对付的只是秦的偏军，但一路征战也颇为辛苦，好不容易比诸侯抢先入关，这个大馅饼算是抢到手了。所谓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，就是秦的关中之地都要成为这个先到者的领地。何谓“关中之地”？那不仅应该包括汉王现在分得的巴、蜀、汉中，还应该包括咸阳周围的所有地区，以及那片黄河以南、由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得的土地。也就是说：章邯、董翳、司马欣这“三秦”的领地，也都应该归汉王所有。

但是项羽这样划分，又是有他的理由的。项羽收服章邯，是在秦二世二年七月。当时二十万秦军卸甲归降，省了诸侯好大的劲。为了稳住这些降人，就要先稳住他们的首领章邯。于是项羽许诺入关后封他为雍王（雍，即为陕西省中部北部，包括青海宁夏部分，则为当时咸阳周边一带的“关中之地”）。当时，沛公尚未入武关（沛公入关在八月）；恐怕大家也都很难料到他竟能入关。既然后来沛公先入了关，项羽就要同时考虑他对章邯的承诺，以及之前楚怀王的约定。于是项羽和范增商议：巴、蜀、汉中这些地方，也可以算“关中之地”哦。既然说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，那么让沛公在这些领地称王，也不算违背约定了。不可否认，项羽和范增对沛公决没安着什么好心；但这样的分封方法，也不能算是亏待了沛公。可以说是照顾沛公与章邯双方的一个方案吧。

但是当项羽将这个方案报告给楚怀王之后，怀王做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答复，就两个字：“如约”。

如什么约？没有讲清楚。是诸侯现在做出的划分天下的方案，还是当年楚怀王与大家约定的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？貌似应该是后者。之前就已经说过楚怀王和项家的矛盾。他让宋义带领楚军去救巨鹿，而让项羽作为副将，就是明确想要削弱项羽的意思。而项羽后来杀了宋义，夺了军权，怀王虽然予以承认，心里肯定很愤怒。现在项羽大胜秦军，又作为诸侯的领袖入关亡秦，手握重兵，怀王显然是再也无法驾驭他了。那么他支持沛公取得秦关内所有土地，作为对项羽的一种牵制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想法。

可惜项羽也不是吃素的。怀王的意见传达过来以后，他完全不予理会，根本就没有按照怀王的意思办（而且他也没请怀王来主导分封），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案。怀王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了。他说：“怀王者，吾家项梁所立耳。非有攻伐，何以得主约？本定天下，诸将及籍也。”

这话虽然无礼，但说得很实在。乱世当中，力强者胜。谁有军权，谁有硬实力，谁就有话语权。上次我们说到此次获得分封的，一是六国贵族之后，一是亡秦有功之人。但很明显的，六国贵族之后的权力已经大大萎缩。本来他们被这些军阀找出来，就是当一个名誉主席，表示我们这个政权是代表某某国的（比如楚，或者赵），以此获得该国旧臣民的支持。秦灭六国到秦灭，不过十五年的时间。无道的秦招来天下人的痛恨，因此六国对他们的臣民还有相当的吸引力。

但六国的贵族这种象征性的位置，已经无法驾驭手握军权的军阀了。项羽和怀王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受封的诸侯，其中韩王成算是最幸运的一个，他保留了以前韩国的封地。而赵王歇、燕王韩广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前者被迁到了代，后者被驱逐到了辽东。韩广本非燕国贵族，由于对亡秦没有任何贡献而被冷落，倒还说得过去；赵歇可是赵国贵族之后，竟然受到如此的待遇；而他的相国张耳，得到了赵国的封地。得到燕封地的臧荼，是韩广的部将而非贵族。

齐的豪强田荣、田横，由于对亡秦毫无贡献，并且和项家有隙，从而没有获得任何封地。他们所立的齐王田市，也被项羽驱逐到胶东郡。项羽为了弱化他们的势力，扶持了齐国的贵族田安，并且封赏了跟随诸侯入关的齐将田都，分别在济北郡、临淄郡称王。这当然会激起田荣、田横的不满，也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。
就在这几家欢喜几家愁中，汉元年四月（由于秦已灭，我们以刘邦称汉王开始，使用汉的年号），诸侯罢兵于戏（鸿门附近），各自归还，回到自己的领地。

从分封的结果看，每个人无论是封、迁，还是不封，都是有比较合适的理由的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允的分封方案。而且从诸侯罢兵、各自归还来看，至少大多数人对分封结果满意。《史记》用“诸侯之相王”来记述这段历史，可见这并非是项羽一人的意志。既然是“相王”，那么应该算是各势力达成的一种均势。
可惜的是，这种均势在不久以后就被打破了。

秦用武力推翻六国建立大一统的政权，在今天看来有十分伟大的意义；但在当时人眼中却未必如此。何况秦笃信武力，不恤臣民，更令天下怨声载道。因此诸侯群起，推翻了秦。但秦既然灭亡，却没有产生一个可以专有天下的新人。且以当时人的心态，认为还原到秦之前的封建制才是对的。那么谁有资格获得封建呢？一是六国的贵族之后，一是亡秦有功的人。这有点像世界大战之后的战胜国划分势力范围一样。划分的结果是：

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，都南郑（今陕西南郑县）。“汉”是水的意思。有一条著名的江河流过南郑，那就是汉江，长江的第一大支流。沛公被名为“汉王”，想来和他封地所在汉江流域有很大关系。而当他最终夺取天下后，“汉”也成了那个新朝代的名字，并且我们这个民族后来也被称为“汉族”；

章邯为雍王，王咸阳以西，都废丘（今陕西兴平）；

司马欣（章邯旧部）为塞王，王咸阳以东，都栎阳（今陕西临潼）；

董翳（章邯旧部）为翟王，王上郡，都高奴（今陕西延安附近）；
（以上三位都是秦的降将，合成“三秦”）

魏豹（魏咎弟）为西魏王，王河东，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；

申阳（张耳宠臣）为河南王，都洛阳；

韩成（韩王）因故都，都阳翟（今河南禹州市，传说为禹当年的封地）；

司马卯（赵将，数有功）为殷王，王河内，都朝歌（商朝首都，今河南淇县）；

徙赵歇（赵王）为代王；

张耳为常山王，王赵地，都襄国（即信都，今邢台县）：

黥布（项羽部将）为九江王，都六（今安徽六安县）；

吴苒（曾率百越佐诸侯）为衡山王，都邾（今湖北黄冈）；

共敖（楚怀王柱国）为临江王，都江陵（今湖北荆州市）；

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，都无终（今河北蓟县）；

臧荼（燕将）为燕王，都蓟（今北京市）；

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，都即墨（今山东即墨）；

田都（齐将）为齐王，都临淄；

田安（秦所灭齐王建孙）为济北王，都博阳（今山东泰安）；

田荣因为数次有负项梁，又不肯发兵击秦，不得封；

封陈馀以南皮三县；

（附：张耳与陈馀反目始末：王离急攻巨鹿。巨鹿城中食尽，兵少，张耳数使人召陈馀。馀自度兵少，不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张耳大怒，怨陈馀，使张厌、陈泽往让馀，要以俱死。馀使五千人令张厌、陈泽先当秦军，至，皆没。张耳出巨鹿，与馀相见，问张厌、陈泽所在。陈馀曰：“臣使将五千人先当秦军，皆殁不出。”耳不信，以为杀之，数问馀。馀怒曰：“不意君之望臣深也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？”乃脱解印绶，推与张耳。耳亦愕，不受。陈馀起如厕，客有说张耳曰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耳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馀还，亦望耳不让，遂趋出。张耳遂收其兵。馀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渔猎。然诸侯素闻其贤，又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故封其三县）；

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王九郡，都彭城（今江苏徐州市）。

沛公既向项羽服软，则入关的诸侯当中，项羽已经成为至少是形式上的领袖。项羽向西进入咸阳，大加屠掠，诛杀子婴，焚烧秦宫室。秦人大失所望。

这又可体现项羽的残虐性格。不过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，项羽对秦的残虐，有复仇的因素。

《春秋》有所谓“大复仇”的精神（大：赞扬），而且对于贵族而言，鼓励他们无论是隔了多少代的世仇，都可以复。为了让我们试图“理解”项羽的动机，而不将之视为简单的暴行，我来引述《春秋公羊传》一段记载。它讲的是齐襄公恃强攻并纪国，却因为是“复仇”而被肯定（为了有助理解，将段落划分为一问一答的形式）：

纪侯大去其国。

（大去者何？）
灭也。

（孰灭之？）
齐灭之。

（曷为不言齐灭之？）
为襄公讳也。

（《春秋》为贤者。讳何贤乎襄公？）
复仇也。

（何仇尔？）
远祖也。哀公烹（烹：酷刑，将人扔到沸水锅里）乎周，纪侯谮之。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，事祖祢之心尽矣。

（尽者何？）
襄公将复仇乎纪，卜之曰：「师丧分焉」。「寡人死之，不为不吉也。」

（远祖者几世乎？）
九世矣。

（九世犹可以复仇乎？）
虽百世可也。

（家亦可乎？）
曰：「不可。」

（国何以可？）
国君一体也。先君之耻，犹今君之耻也。今君之耻，犹先君之耻也。

（国君何以为一体？）
国君以国为体，诸侯世，故国君为一体也。

（今纪无罪，此非怒与？）
非也。古者有明天子，则纪侯必诛，必无纪者。纪侯之不诛，至今有纪者，犹元明天子也（注：“元”似乎应作“无”）。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，相朝聘之道，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，然则齐纪无说焉，不可以并立乎天下。故将去纪侯者，不得不去纪也。

（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？）
不得也。

（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？）
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（方伯：古代诸侯的领袖之称，谓一方之长；后泛指地方长官），缘恩疾者可也。

可以看出，《春秋公羊传》不仅肯定了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举动，而且认为对于诸侯来说，百世之仇都可以复（而平民则无此特权）。原因是诸侯的仇就是国的仇，既然国一直存在，那么这个仇就不会因时代的演进而消亡。至于诸侯和国为何一体，它从逻辑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。它说“国君以国为体”，相当于是废话；而“诸侯世”，也不过是指出诸侯世代相传，既然老子和国一体，那么儿孙和国也是一体。这证明诸侯把国当成自己的私有，其实并无十分清晰的逻辑可言。

再说，为何“家”的百世之仇就不能复呢？对于一家之长来说，他们和家也是一体的啊。如果家一直存在，那么他们的仇也应该是子孙的仇才对。这明显是《公羊传》赋予贵族的一种特权。

还可以看出，如果有圣明的天子存在，那么诸侯之间就不能私斗，而应该将仇怨交由天子解决。而《公羊传》认为齐襄公的时代，天子已然衰微，又没有德高望重的诸侯首领调停，因此大家就互相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吧。所以齐襄公的复仇举动，就被认为是“贤”了。

项羽是楚的贵族之后。楚为秦所灭，此仇不可谓不大。秦后来称帝，但楚的故旧恐怕从来就没承认过它的地位。况且以秦的无道，距离“明天子”还差很远。因此项羽对秦大开杀戒，在那时的道德逻辑来看，也许反而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举动。

如今我们看秦汉的历史，主要反映的是汉人的观点。刘邦出身平民，而他身边的重臣亦大多出身平民。平民的思维及其信仰的观点，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有较大的不同（后面还会用具体事例提到）。而汉人对于项羽的评价，又往往过于偏激。因此我今天才要穷究关于“复仇”的理念，来试图理解项羽的行为。我当然不是为项羽屠杀的罪行做辩护，况且《公羊传》那些教义，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只是齐襄公灭了无罪的纪国尚且受到肯定，那么项羽残忍对待一个受天下痛恨、而且对自己故国又有大仇的秦王朝，也就有了当时的思想背景。

话说沛公入咸阳，封秦重宝财物于库，还之霸上。不残暴其民，约法三章，不受献享。

沛公的这个举动有两个高明的地方：一是没有急于吞下亡秦的果实。秦聚天下财富于关中，沛公一路游击，好不容易比诸侯先入关，竟然能够约束住部属，没有纵行掠夺，可见此时的他十分冷静。因为此时诸侯的主力尚在关外，沛公很清楚如果自己一旦称王，霸占亡秦的果实，立刻就会成为诸侯的众矢之的。二是他对秦的臣民采取了安抚的政策，不仅接受了子婴的投降，而且对百姓秋毫无犯，并且将军队撤回到霸上（见图）。这下可把秦的百姓乐坏了，连送肉食飨军，沛公都不收，哪里有这么好的君主？于是巴不得他称王。这一条收买人心的策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。

可是沛公终究还是没有完全冷静。有人劝他称王关中，他有些心动，于是派兵驻守函谷关，似乎想阻挡诸侯的进入。

而我们再来看看此前项羽的动向。项羽收服秦军主力，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至新安（河南渑池），微闻秦卒不服之状。秦卒相与计曰：章邯卖身求荣，却将我等置于进退两难的地步。若诸侯为秦所败，我等背叛朝廷，定然是死罪；即使诸侯胜秦，秦一样会诛杀我等在关内的亲戚老小。此时诸侯兵虽然有三十余万，但秦降卒亦有二十余万。项羽担心一旦发生反乱，恐怕无法控制。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率诸侯兵突袭秦降卒的营寨，一夜间坑杀其二十余万于城南。

这场血淋淋的人间惨祸，在中国古代史上虽然不是空前绝后，但也是少有的杀戮。想想日军南京屠城，遇难者三十万；而项羽此次的暴行，足以与之相比。项羽屠杀的动机，似乎与日军颇为类似：都是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，担心被征服者的暴动而导致局势失控，故而进行了屠杀。所稍有不同的是，项羽屠杀的是秦的正规军，而日军则屠杀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。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已经放下武器的人。

项羽世代为楚贵族，与刘邦这个出身低贱的“亭长”相比，更懂礼仪，更有豪气。但这种迷信杀伐、视下层民众生命为草芥的性格，也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。虽然楚、秦为世仇，项羽此次屠杀降卒，以及其后火烧阿房宫，似乎是不是纯粹的嗜杀；但他终究因此而失去了民心。

其后项羽率诸侯兵至函谷关，见沛公已遣人守卫，大怒。令黥布攻破关隘，进至鸿门。

此时沛公与项羽已有隙，而这主要是沛公在策略上摇摆不定造成的。既然沛公想要等待诸侯到来再处置关中事宜，就应该好人做到底，不要有想要独占的倾向。对于函谷关的守卫，沛公解释曰“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”，显然是搪塞之辞。倘若果真如此，项羽将诸侯兵到来，沛公何不令守将开关迎接，而坐待项羽攻破之？那么既然沛公想要独占关中而称王，就应该倾全力与项羽决一死战，且利用自己在道义上的优势（楚怀王遣项羽、沛公分兵时，曾约定“先入关者王之”）。而显然沛公对于自己目前的实力尚未自信（《史记》载沛公军十万，在霸上；项羽军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）。于是遂有沛公亲至鸿门，向项羽谢罪之事。

吕思勉认为《史记》关于“鸿门宴”的记载诙谐诡奇，几类平话，疑非实录。从当时局势来看，沛公此时实力不及项羽而服软，这与“鸿门宴”故事一致。而对于项羽一方的反应，《史记》中记载范增坚决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杀掉沛公，以除后患（范增认为沛公收买人心，其志不小；且若今日不杀，以后必为大患云云）；而项羽未加许可。吕思勉认为这种记载是汉人事后的附会之辞。在后人看来，项羽终于败于沛公，而于鸿门宴之时未杀沛公，实在是坐失良机。但在当时人看来则未必如此。沛公此时的军力逊于项羽，而项羽在军事上的才能，亦远胜沛公（后将详述）；因此恐怕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沛公竟能成为项羽的大患。汉人为了突出项羽的愚蠢，故意把范增传说的如同先知一般，其实未必可信。

而我们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，项羽实在没有杀沛公的理由。同是一起灭亡暴秦的有功之人，倘若项羽诛杀沛公，不仅毁了“先入关者王之”的约定，而且恐怕要令其他诸侯失望。何况对于函谷关之事，沛公已然服软致歉；而对于咸阳的财物、百姓，秦的投降君主，沛公未加任何处置，似乎在专等诸侯的到来。项羽作为诸侯的首领，自然要在功过赏罚上力求公平。于是二人暂且相安无事，这便是鸿门宴的结局。

上次结尾说到东方既然乱成一团，秦二世在干吗。在说他之前，我们不妨看一下上回诸大事发生的时间：
（秦二世二年六月）项梁立楚怀王，都盱台；
（秦二世二年九月）秦将章邯破杀项梁，围赵于巨鹿；怀王令宋义、项羽救赵，令沛公向西机动作战；
（秦二世三年十二月）巨鹿之战，秦军大败。

而就在这当中，秦的内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。话说秦二世听取赵高的建议，“贵者贱之，贱者贵之，…则可高枕肆志享乐矣”，久居禁中，不朝大臣。左丞相李斯、右丞相去疾、将军冯劫，劝谏二世停止阿房宫的浩大工程。二世说了这样一段话来责备三人：

“凡所谓贵有天下者，得肆意极欲，主重明法，下不敢为非，以制御宇内矣。夫虞、夏之主，贵为天子，亲处穷困之实，以徇百姓，尚何于法？朕尊万乘，毋其实。吾欲造千乘之驾，万乘之属，充吾号名。且先帝起诸侯，兼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外攘四夷，以安边境，作宫室以彰得意。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；今朕即位，二年之间，群盗并起，君不能禁；又欲罢先帝之所为；是上无以报先帝，次不为朕尽忠竭力，何以在位？”

遂下斯、劫、去疾狱，责以他罪。去疾、冯劫自杀，李斯囚。后赵高为丞相，诬陷李斯之子李由勾结群盗，诛李斯于咸阳市。

秦二世这段话，充分反映了他那不成熟的政治理念。首先他鄙视尧、舜这些和臣民同甘共苦的领导者，认为他们这是乱了法度。因为在秦“任法为治”的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：皇帝要有皇帝的尊严，皇帝既然贵有天下，就一定要有相应的排场和威仪。“法”规定了帝王的威严，以及百姓的低贱。这一点倒和儒家的主张有些相同，毕竟儒家也主张君君臣臣。但是儒家强调为君者一定要“仁”，这显然没有被二世所重视。他认为作宫室是为了彰显“一统天下，外攘四夷”的丰功伟绩，为此再扰民也在所不惜。而且他把“群盗并起”的责任全都推给了臣下。

李斯被诛，在秦二世二年七月。秦庭从此再无重臣，取而代之的是赵高这样的乱臣。而内乱随之而起。
秦军败于巨鹿（三年十二月）后，章邯军棘原（巨鹿南），项羽军漳南（漳河：河北、河南省之间，安阳和邯郸的分界线），相持未战。二世遣人责备章邯，章邯令长史司马欣回咸阳请命，赵高疑而不见（可见此时朝政已为赵高所把持）。欣惧而阴还，赵高使人追之不及。欣回报章邯，邯遂不自安。有昏君和乱臣在，李斯只不过说了几句话就被诬陷杀害，自己吃了这么大的败仗，难道会有好结果吗？于是阴约项羽，欲归降，未果，为羽军大破于汙水（在邺以西）。又约项羽，项羽同意，于是章邯降项羽于殷墟（河南安阳北）。时秦二世三年七月。章邯投降项羽的时候，手下尚有秦军二十万。这无疑是对秦的致命打击。而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，秦庭内部的溃烂无疑是主要原因。倘若君臣一心，政治清明，大将在外，又何必不自安呢？

项羽收降章邯，立他为雍王。“雍”为秦关内土地的简称。

而在这之前，沛公的军事行动也一直在开展。秦军的主力都在与项羽对峙，沛公的对手只不过是秦的偏军而已。这是在秦二世三年二月，沛公从砀北攻昌邑未下，过高阳（雍丘西），略陈留。攻开封未拔，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（河南滑县东）、曲遇东（河南中牟），大破之。南攻颖川，使张良略韩地（张良，韩国贵族之后，曾谋刺秦始皇未果）。后北攻平阴（河南孟津县东），南战洛阳，不利。至阳城，破南阳守。

可见沛公这一大串的军事行动，基本处于游击作战，即使面对秦的偏军，也不能轻松取胜（可见沛公此时的军力并不强大）。而秦则似乎围剿乏力，盖由其主力全在对付项羽？不管如何，在三年八月，也就是项羽收降章邯的后一个月，沛公攻破了武关。秦失去了天然屏障。

而就在这一个月，秦内部又发生巨变。赵高谋杀了秦二世，立子婴。而他自己又被子婴所杀（子婴，亦秦王室，但身世不祥）。

吕思勉认为，赵高杀蒙恬，害李斯，屠戮诸公子，虽然最终为秦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，但终究不可谓不忠于二世。而二世亦素来亲任赵高。所以此时赵高忽行篡弑，动机十分可疑。

贾谊曾论道：“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；宗庙之祀，未当绝也。”可见即使以当时秦军主力覆灭，武关被沛公攻破的情况下，保守关中，保全秦当时作为诸侯的地盘，仍然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十分合理的计谋。吕思勉怀疑章邯降项羽之后，赵高或以去帝号保关中的策略向二世进说，而二世不悦，且举前事悉以责之，秦宗室遂有称间图之者（赵高曾劝二世诛杀诸公子，自然被宗室恨之入骨），寡由是生。遂终至弑二世。

赵高立子婴，又劝其去帝号而改称诸侯王，并同时暗中勾结沛公，欲帮助其进入咸阳，并承诺自己将杀死秦的全部宗室。他想借助敌人的力量除去宗室中对他抱有敌意的人，并且想要与沛公分王关中。吕思勉认为这样的谋划也属于骑虎难下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作出的。但沛公没有相信赵高，而子婴随即设计诛杀了他。

秦失武关而据崤关。沛公从张良计，诱惑守将倒戈，并趁其懈怠之时而击之，大破秦于蓝田南（可见即使到了此刻，沛公依然没有强攻的胜算；而秦庭自身的问题，也让沛公的诱敌之计成为可能）。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北，秦军大败。明年，汉元年，冬十月，至霸上，子婴降。沛公入咸阳，秦亡。

（问：）
（1）楚怀王为什么可以吞并刘邦和项羽的军队？是不是诸侯们都想自己夺权，方法就是先打败其他有权的人，然后再打败秦？
（2）最后为什么项羽可以成为诸侯之首？楚怀王到哪儿去了？他不是项羽的领导么？
（3）你说对项羽的描述“言过其实”。我查了一下这个词“原指言语浮夸，超过实际才能。后也指话说得过分，超过了实际情况。”我理解是往好了说，但你想说的是往坏了说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用。
（4）章邯到底是作为秦朝的代表打仗，还是作为自己也想夺权？这个时候秦二世在干嘛？

（答：）

（1）对于楚怀王来说，他不过是一个已经亡国的贵族。项梁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放羊。项梁推举他做王，他们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关系。一方面，当时的贵族等级关系还是深入人心的，立贵族为王是军阀争相采用的策略（如张耳立赵王歇，周市立魏王咎），因为这样符合民望，而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不断壮大（见范增语）；另一方面，楚怀王借项梁可以重新登上政治舞台。但是在乱世当中，毕竟是掌握军权的人有更大的权力，他想立谁就可以立谁。所以项梁和楚怀王两个人，后者虽然是名义上的王，但实权却掌握在前者手中。

当项梁兵败被杀，楚怀王就感到他的机会来了。此时项梁手下的军队遭到重创需要修整（项羽、沛公退回彭城），而项羽虽然在军中素有威信，但毕竟不及其父。因此对于楚怀王来说，此时恐怕是唯一的机会。楚怀王的爷爷（即当年的楚怀王）曾经被秦所扣押并死在秦国，所以他对于秦，多少是有点国恨家仇的。因此在反秦诸侯危在旦夕的关头，他毅然来到前线担起责任，还是令人佩服的；只是这其中不免掺入了与项氏争权夺利的因素。项羽后来杀宋义的理由，是宋义代表楚怀王与齐密谋，想要谋害项羽。真伪如何已经难辨，但此事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观察这些人的作为就会发现大家不过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只不过大家都是因为在秦的统治下活不下去（或者对秦有深仇大恨）而造反，而秦军的实力又十分强大，所以才联合抗秦。

（2）乱世之中，力强者胜。秦以大军围赵，旦夕可下；又筑甬道输粟，以为长久之计。秦军此时数量有约三十万（巨鹿战败后尚有二十余万）。当此之时，各诸侯皆不敢上前送死。项羽渡河之后，皆沉船，破釜甑，烧芦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项羽此时兵力大概只有三万人。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侯皆作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，呼声动天，诸侯无不人人惴恐。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，入辕门，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楚怀王虽然名义上是项羽的领导，但他一来本身为项氏所立，二来没有任何战功。在乱世当中，有能力打仗的人说了算，这就是军阀之道。项羽成为诸侯的首领，完全是靠悍勇拼出来的。

（3）言过其实，就是指说话超过了实际情况。这可以指往好了说，也可以指往坏了说。就是你说的后一种意思。吕思勉是这样用的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

（4）章邯肯定是作为秦的代表打仗的。因为他自己如果夺权，不是很实际。一是因为他的手下未必依附他。秦军将士的父母妻小都在关内，如果他们反叛，则秦庭必然会诛杀他们的亲属。而且他已经是位高权重，深受重用，为何要留下反叛的骂名呢？古人对于忠诚是很看重的。章邯与各路诸侯不同，各路诸侯都是白手起家。

至于秦二世在干吗，这得下回再说了。

陈涉虽死，但东方动乱的局势并没有丝毫的缓解，各方诸侯纷纷起事，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量不断增长。秦再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稳定局面了。

“刘”，是指汉高祖刘邦（本名刘季），沛丰人（沛：江苏沛县；丰：江苏丰县）。为亭长（亭长：战国时始在与邻国交界处设亭，亭长负防御之责。秦汉时，乡村每十里设一亭）。送郦山徒，道多亡，遂纵之，自匿于芒、砀中（芒、砀皆为江苏县名）。陈涉起义后，刘季与樊哙、萧何、曹参起于沛（樊哙：刘季妻子吕氏的妹夫，市井屠夫；萧何、曹参：皆为掾主吏。掾，佐助之意。掾主吏则为县衙里的办事官员）。可见无论是刘季，还是樊哙、萧何、曹参，全都是平民阶层的小人物。由于刘季在沛起义，被称为“沛公”。

“项”，是指西楚霸王项羽。项羽名籍。其父为项梁，梁父为项燕，世代为楚将（陈涉起义时曾诈称项燕）。楚为秦所灭后，梁与籍避祸吴中，深得人心。陈涉起义后，梁与籍反秦于会稽。这两人则可算是六国之旧贵族。

陈涉曾遣召平略广陵（江苏江都），未下。后召平闻陈涉为章邯破于陈，认为自己想要存活就必须扩大实力，于是矫陈王诏，拜项梁为上柱国（上柱国：战国时楚国设立的官职。似乎是军事最高统率，地位仅次于“令尹”，而令尹相当于丞相），请兵击陈。项梁得东阳君陈婴（东阳：安徽天长）、蒲将军、当阳君（当阳：今湖北当阳市）黥布助力，士卒六、七万，军下邳（下邳：今江苏睢宁附近）。

陈涉死后，秦嘉立景驹为楚王于彭城东（彭城：今徐州市）。项梁击破秦嘉，并其军，引兵入薛（山东滕县东南）。此时有居邺人范增，年七十，善奇计（居邺：今安徽巢县），说项梁曰：“陈胜败固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。自怀王入秦不返，楚人怜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也。今陈涉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为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项梁然其言，寻楚怀王之孙立之，都盱台（安徽境内）。时秦二世二年六月。沛公亦来投奔。

章邯既破陈涉，击魏王咎于临济（陈留平丘，今河北长垣），周市求救于齐、楚。章邯击破援兵，杀周市，魏王咎自杀。章邯又攻杀田儋于临淄（自此魏、齐皆为秦所破）。田荣收拾残兵走东阿，齐人令立新王。章邯追围田荣，为项梁所破。田荣引兵归，击逐齐王，立儋子田市为王，令田横为将。

项梁约齐、赵共击章邯未果。于是自击破秦军于定陶，别遣项羽、沛公破秦于濮阳（今山东濮县），斩李由（李斯之子）于雍丘（河南杞县）。楚军连胜，项梁遂有骄意。为章邯大破于定陶，身死。时秦二世二年九月。沛公、项羽引归彭城。

章邯认为项梁既死，楚已不足为忧。于是渡黄河而北击赵，大破之。令王离、涉间围赵王歇、张耳于巨鹿，自军其南，筑甬道以输粟，防备其他诸侯的援兵。章邯此时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最高峰。

魏既已破，而齐、楚又新败，倘若秦军攻破巨鹿而灭赵，则反秦的诸侯将面临重大危机。此时楚怀王突然从盱台来到彭城，吞并了项羽、沛公的军队，夺取了项氏的大权。怀王之意，盖素来为项氏所左右，而项梁新死，故趁势而夺权。

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，率项羽等救赵；而令沛公为偏军，向西进兵，迂回攻击秦的后方。

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。一方面，援救赵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因此由楚国的主力完成，而令宋义为主将，显示出怀王对项羽的不信任；另一方面，派遣偏军袭扰后方，为兵家常用之手段。只是此时此刻，谁也不会想到后来攻下咸阳的竟然就是沛公。当此之时，沛公在楚国并无甚地位，他既非贵族，又无武装（投靠项梁时仅百余骑）；因此他所承担的任务，亦远非项羽正规军的任务重要。

汉朝人写史，对项羽的评价往往言过其实，因为项羽后来是沛公的死敌。对这一段历史，汉史家描述是：怀王之所以遣沛公西进，是因为沛公乃“宽大长者”，而项羽“剽悍骄纵”，显然入关降秦者非沛公莫属。可在这个时候，谁也不会料到沛公此行竟能先入关降秦；况且实际上项羽“恭谨爱人”（陈平语），与“剽悍骄纵”相互矛盾。

宋义率军抵达前线之后，踯躅不前，整日饮酒高会。项羽杀宋义，夺其军（义似代楚怀王与齐共谋羽）。项羽遣当阳君、蒲将军渡漳河战秦，稍利。遂亲自将兵渡河，破釜沉舟，与秦军九战，绝其甬道，大破之。虏王离，杀苏角，涉间自杀。

这一场战斗在这里被描写的非常简单，但实际上惨烈凶险无比。因为当时的秦军占据着绝对优势。来援的诸侯皆作壁上观，不敢出战。张耳和陈馀更因此而反目。张耳在巨鹿城中困守甚急，遣陈馀将援兵来救（耳、馀为刎颈交，如前述）。陈馀率军归来，望见秦军围城的声势，不敢出击。其部下看不过去，请求他速发兵救援，陈馀不从，认为徒死无益。部下忿而出击，没于秦阵。陈馀终于没有救援张耳，而二人随后反目。以陈馀和张耳的关系，尚且作壁上观，更何况其他人。

而通过此战，楚兵从此名冠诸侯，项羽也因此成为诸侯之首，奠定了他日后的霸主地位。秦兵自此大败，又逢内乱，关东遂无有与楚抗者。时秦二世二年十二月。 （注：秦历法，十月为岁首。故按照时间顺序，有二年九月、三年十月、三年十一月、三年十二月、三年正月、三年二月……）

我做这些记录，必须保持一定的进度，因为要说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有些事情就会比较简略。上节提到的123456789不全是陈胜的军事活动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说的挺清楚的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全用白话。但是吕这本书，又全都是文言文。如果把他的文字翻译成白话，就觉得十分拖沓。

比如对于（1），书里详细的描述是这样的（主要依《史记》）：

张耳，大梁人（大梁，今河南开封）。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。后娶外黄富人女（外黄，今河南杞县），女家厚奉给耳。耳以故致千里客，宦魏，为外黄令。陈馀，亦大梁人。好儒术。数游赵苦径（今河北无极县），富人公承氏以其女妻之。馀年少，父事耳，相与为刎颈交。秦灭魏数岁，闻此两人，魏之名士也，购求耳千金，馀五百金。耳、馀乃变姓名，俱之陈，为里监门（里：街坊。古代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；监门：门卒。就是给街坊看门的）。

陈涉入陈，耳、馀上谒。馀说陈王，请奇兵略赵地。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邵骚为护军（护军：专任禁卫之责，卫护诸将），耳、馀为左右校尉，予卒三千人，北略赵地。行收兵，得数万人。号武臣为武信君至邯郸。

耳、馀闻周章（即周文）军至戏，却，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，多以谗毁得罪诛；怨陈王不以为将，而以为校尉；乃说武臣，立为赵王。馀为大将军，耳为右丞相。陈王怒，欲族武臣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房君谏。陈王用其计，徒系武臣等家宫中，封耳子敖为成都君，使使者贺赵，令趣发兵西入关。

耳、馀说武臣曰：“王王赵非楚意，愿王毋西兵，北徇燕、代，南收河内以自广。”赵王以为然，因不西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张厌略上党。韩广至燕，燕人因立广为燕王。李良已定常山，还报，赵王复使良略太原。至石邑，秦兵塞井径，未能前。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良书曰：“良诚能反赵为秦，赦良罪，贵良。”良得书，疑不信，乃还之邯郸请益兵。道逢赵王姊，以为王，伏谒。王姊醉，不知其将，使骑谢良，良怒，遣人追杀王姊。因将其兵袭邯郸。邯郸不知，竟杀武臣。邵骚、耳、馀得脱，出收其兵，得数万人，求得赵歇（赵国旧贵族），立为赵王，居信都。李良击陈馀，馀败良，良走归章邯。

这一段故事很详细了，虽然曲折入胜，但对于我叙述大的历史事件，就没必要记录下所有的这些细节，而只记录下比较关键的地方就行了。就好比这一大段事情，最主要的意思其实只有一个：就是借着这个乱世，人人都想拥兵自重，过一把权力的瘾。陈王起于草莽，无法绝对控制他的手下。他的手下一旦自己得势，均各个自立门户。即便是他熟悉的武臣，也背叛了他。而这些自立门户的人，亦没有绝对的威信，互相攻杀，全都是只为了“利”而已。

始皇之世已然失政，天下粥粥，苦不堪言。而二世又变本加厉，朝政愈坏。终于有陈涉吴广之揭竿而起。

历史书上对于下层民众的反抗往往称“起义”，持肯定态度。而对今天种种下层民众的反抗，则称“冲突”；对于西藏之事则称“骚乱”。立场不同，褒贬的色彩也不同。如果我们抛去主观色彩，对于第一个站出来的陈涉，自可称为“首事”。然以当时秦之无道，陈涉之反抗可谓是代表了一种正义。因此称为“首义”比较妥当。

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陈涉、吴广以戍渔阳失期故，起于大泽乡。秦法，失期者皆斩。于是“等死，死国可乎”，还是拼一把吧。可见如果不是政府将民众逼到了死亡的边缘，民众是不会轻易造反的。这就是前面为什么说焚书坑儒这种事情虽然失民心，但不足以扰动天下；而让广大民众苦不堪言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，才是致乱之道。

陈涉起事，诈称“扶苏”“项燕”，这里面大有学问。今人讲历史，率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认为陈涉等代表了农民阶级，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。事情远非这么简单。扶苏是秦太子，为二世赐死，而百姓“多闻其贤，未知其死也”；项燕乃楚将，秦破楚时，力战而死。楚人怜之，或以为死，或以为亡（逃走）。一个是当前统治者的皇室，而另一个是六国贵族。陈涉既以他二人为旗帜，又怎么能说是代表了农民阶级。况且当时人全无阶级之意识，而“农民阶级”是否存在，尚在疑问之中。陈涉不过是想利用秦王室之间的斗争，以及六国故旧对秦的仇恨，来作为发动起义的源泉。因为他自己不过是一介草民，毫无号召力的。只是扶苏项燕这两个人，又本非同一战线。秦、楚为死敌。因此陈涉用他二人的名号，颇有相互矛盾之嫌。

于是陈涉攻下蕲（安徽宿县），到达陈郡（陈：历史上辖地屡有变更。大概辖有今豫东、豫南、安徽等近30个县市的广大地方。曹魏时曹植被封于此地，号为陈王或陈思王），自号为“张楚”，则似乎仍然借着楚的名头，但似乎已经与扶苏脱钩了。陈涉自称“陈王”，既然封王，已经恢复了封建的模式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农民阶级斗争的影子。

陈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行动。此时二世闻东方乱起，亦出兵镇压。四方的动向如下：（下面会提到很多人名。由于后面的故事还会用到，读者最好留意一下）

（1）赵地：陈王遣武臣、张耳、陈馀北略赵地。武臣自立赵王于邯郸，不应陈王西征之召。他使韩广略燕地，而广自立为燕王。他又使李良略常山（今河北正定）、太原、石邑（河北获鹿）。李良因与武臣姊构隙而围邯郸，杀武臣，后降于秦将章邯。张耳、陈馀争邯郸不成，拥立赵王歇于信都（河北邢台）。

（2）魏地：陈王遣周市北略魏地，市至狄县而为田氏所败（田氏，齐豪强，见下），还归魏地。陈王立魏咎为王，周市为相。

（3）齐地：齐人豪强田儋、田荣、田横称霸一方。田儋自立为齐王，败周市，终不与陈王联合。

（4）陈王以吴广为假王，监诸将，西击荣阳（河南荣泽）未下（秦李斯之子李由为守备）。

（5）陈王又以周文为将西击秦于戏（陕西临潼），军已过函谷关。军千乘，卒数十万。秦二世大赦天下，免郦山徒，令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为将击之。三战，大破之。周文自刭，军没。

（6）章邯进逼荣阳。吴广部下田臧杀广自代，遣李归守荣阳，自迎秦军于敖仓（河南河阴），军破身死。章邯进而破李归。

（7）章邯击陈，陈王军破，却至汝阴（今安徽阜阳），为御者庄贾所杀。

（8）陈王曾令宋留略南阳而入武关（函谷关、武关，为秦地两大屏障。秦据守两关，退可保关中之地，进可与中原争衡，此所以秦、汉、唐皆立都城于咸阳、长安之故也）。陈王败，宋留亦不能破武关，而归路已为秦军断绝。降于秦，被杀。

（9）陈王曾令邓宗略九江郡（治寿春，今安徽寿县）。

吕思勉评论：观陈王用人，不亲私昵，能广纳贤才。观其遣兵，北攻荣阳，西入函谷，西南入武关，非畏懦无方略者可比也。陈王所以败者，诸侯各自为，莫肯尽力。陈王与各诸侯，其交未亲，又未有臣主之分，发号施令，自然不易为功。贾谊评论诸侯曰“名曰亡秦，其实利也”。

此时东方虽然已乱，但秦仍然掌握着军事上的优势，可见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秦的败亡，主要是内部的溃烂，而非外部军事斗争之失利。下节将会详论。

从始皇到二世，对这一段权力的更替，史书的描写颇为微妙。始皇崩于沙丘（巨鹿附近，今河北平乡），是在他巡游的途中。在他病重的时候，做玺书给公子扶苏（大儿子）。扶苏此时在上郡监军，始皇命他返回，“与丧会咸阳而葬”。虽然没有指定继承人，但是单单赐书给扶苏，令他处理自己的丧葬大事，已经隐含他将称为继承人的意思。但这封书封好之后，在中车府令赵高的手中，还没有授予使者。始皇死，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面突然死亡，诸公子和天下恐怕有变，于是秘而不发。知道始皇已死的人，只有他的第十八个儿子胡亥、赵高、李斯等几个人而已。胡亥恐怕是始皇最喜欢的儿子，因为他无论巡游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。赵高虽然身为宦官，身份低贱，但他为人强力，而且精通狱法，于是得到了始皇的重用，令他掌管符玺文书。而赵高也曾经做过胡亥的老师，深受胡亥的宠幸。

于是几人开始谋划，助胡亥夺取帝位。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，是问他：“君侯自料：能孰与蒙恬？功高孰与蒙恬？谋远不失，孰与蒙恬？无怨于天下，孰与蒙恬？长子旧而信之，孰与蒙恬？”李斯感慨皆不如。赵高暗示，扶苏一旦即位，必然重用蒙恬为丞相，秦庭的权力斗争是十分险恶的，届时“君侯终不怀通侯之位归于乡里”。李斯于是听从了赵高，隐瞒始皇已死的消息，直至咸阳才发丧，拥立胡亥为秦二世，赐扶苏、蒙恬、蒙毅死。将蒙恬手下的将士划归裨将王离统领。（王离是王翦的孙子，王翦是秦的名将，当年曾灭了楚国）

但吕思勉认为这些历史主要来自于史记，而汉朝人对于历史的考证不是很严密。尤其汉人在对秦的历史上，有些想当然。这段历史存在两大疑点。一是按照史记这样说，仿佛始皇的原意是要立扶苏为太子，而赵高李斯窜改了他的意思。但实际上，始皇派扶苏在外监军，已经就有废长立幼的意思。自古，太子皆不将兵；使将兵，则是有意废立。始皇遣走了扶苏，而在其余二十几个儿子当中，独独宠幸胡亥，将他带在身边。且史记载胡亥遣使赐死蒙毅，责曰：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。今丞相以卿为不忠，罪及其宗。朕不忍，乃赐卿死，亦甚幸矣。卿其图之！”蒙毅对答道：“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，则臣少宦，顺幸没世，可谓知意矣。以臣不知太子（注：胡亥）之能，则太子独从，周旋天下，去诸公子绝远，臣无所疑矣。夫先主之举用太子，数年之积也，臣乃何言之敢谏，何虑之敢谋！......”则似乎始皇欲立胡亥，已有数年之积。始皇在位十二年，不可谓不久，而至死未立扶苏为太子，可见废长立幼之心甚明。

二是关于李斯为什么要听从赵高。赵高那五个问题，其实有些莫名其妙。蒙恬是北逐匈奴的大将，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，帮助始皇制定郡县制，以及焚书，控制思想的重要谋臣。两者的作用完全不一致，为何李斯要对赵高承认自己的才能、谋远不及蒙恬呢。况且也没有史料显示扶苏和蒙恬有深交。即使有，李斯能料到扶苏立、蒙恬重用而自己见逐，难道就不能料到胡亥立、赵高重用而自己将遭受悲惨的命运么？

因此吕思勉认为李斯赵高废立之事，真实情况如何已经很难考证。

那么我们不妨绕开这一点，来看看二世当政的结果。二世对于始皇的那些苛政，无一更改，反倒加上了诛戮大臣和诸公子。他对于自己能够当上皇位，总有一种恐惧和防备的心理，害怕大臣和兄弟不服。请教老师赵高，赵高给他的建议是：“严法而刻刑，令有罪者相坐诛，至收族。灭大臣而远骨肉。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。尽除去先帝之故臣，吏置陛下亲近者。此则阴德归陛下，害除而奸谋塞，郡臣莫不被润泽，蒙厚德，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。”

如果说始皇虽然滥用民力，但他心中至少还有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一些不错的理想（比如拓边、改革政治等等）；而到了二世这里，当政的目的则完全变成了“肆志宠乐”，他修筑阿房宫，穷奢极侈；再加上用赵高出的这种馊主意用来对付臣民，真是古今的君臣，算他俩独一份了。

上次说到秦始皇和李斯要焚书。这焚书，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：“非博士官所职，有敢藏.......烧之”，也就是说烧的全是老百姓私藏的书。对于诗经、书经、百家的著作，由博士官（算皇家学士吧）专门掌管。也就是说：对于知识的掌握只需要交给那些精英就够了；作为老百姓，并不需要知道政治需要怎样开展，不需要知道国家需要往什么方向走。他们要做的，就是按照上面下达的命令，贡献自己的劳力和税收而已。而且他们不许对国家的政治妄自开展议论。

这样的禁令，自然会激起那些没有进入政权的旧贵族、豪强、普通读书人的不满。这实际是剥夺了他们拥有知识及思考的能力。因此始皇这项命令，理所当然的被后世所痛斥。历史都是读书人所写的，始皇既然得罪了读书人，他的评价自然不会高了。今天看来，始皇这样做无非是想维持政权的运转，因为用武力荡平六国，以及强行推行郡县制，都激起了人们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。所谓“以古非今”，固然有对古制的向往，但更多的还是借着古制来批评时政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始皇采用了高压的方式，强行灌输自己的执政思想。这恐怕能解决一时的问题，但却有很大的负面因素，一个是造成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对政权的不满，进而不屑于（或者惧于）参与政治；另一个就是压抑了民智。

但这些负面因素对于当时的秦朝来说并非是致命的。因为读书人在当时毕竟还是少数：如果论比例，恐怕和现在的知识分子比起来要少很多。这一部分人的不满，不足以使国家陷入混乱。始皇在大一统的举措里还做了另外两件事，才是他失政的主要原因。

一是拓边。在南方，他开辟了桂林、象（今广西西部，越南北部）、南海（今广东）三郡；在北方，他派遣蒙恬率军三十万，北逐戎狄，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，并筑县移民；率军渡河，在黄河北岸驻守。又修复了燕、赵的长城（燕长城：上谷（怀来）－－渔阳（密云）－－右北平－－辽西－－辽东； 赵长城： 代（山西代县）－－阴山－－高阙），而且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新筑了长城（陇西（甘肃临洮）－－北地（义渠，今甘肃宁县）－－上郡（今陕西榆林））。

二是巡游。秦始皇曾多次出巡，途中命令大兴土木，建筑宫室（如信宫、甬道、甘泉）。而且听信方士的言论，派遣童男童女入东海求仙人。数次登山封禅。途中一旦遇刺客袭击，便大索数日，牵连甚广。后因为求仙人不成，而方士又逃脱并诽谤他，他便大怒而引发了“坑儒案”。坑儒也是为后人广为诟病的罪状之一。但其本意是惩罚那些诽谤他的方士，尽管也捎带了一些谤议时政的读书人。

可以说，开边拓土，是一个国家立国应有的规模。但推行之时必须量力而为。根据国力的强弱，百姓能够承受的程度，来决定拓土的规模。始皇的理念中缺少一种对臣民体恤的因素，因此他做事不考虑民众的承受的能力。拓边的代价是：收泰半（>50%）之赋，发闾左（闾左指的是贫苦的农民、佃农等）之戍。所谓发闾左之戍，其实是把下层民众基本全部动员去戍边的意思。

至于巡游，一开始虽然有些天下初定，威严镇压的意思；后来则游乐的因素居多了。至于尊方士，求仙药，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自私，已经是与国家的前途无关的额外消耗。

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，采用的是“耕战”的全民皆兵战略。人民无事的时候耕地，有事的时候拿起武器参战（人民称为“黔首”）。国家奖励耕种，抑止商贾，并且用军功奖励人民。当时国家的辖地有限，人民在耕地闲暇之时为国家戍边数日，往返于家乡和边境戍地之间，也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因此可以承受。但国家统一以后，地盘大大扩大，政策本来应该走上文治的轨道，但却依旧沿袭着原来的政策。而且这种戍守，也没有军功的奖励，完全是一种赋税以外的义务。于是往返距离大大加长的戍边，就成了民间一大苦。而且秦用法严刻，似乎更多是一种机械的惩罚规范，而很少有体恤的成分。

陈胜、吴广，就起于会稽到渔阳戍守的失期。

始皇废除封建而设立郡县，只不过是他众多措施中的一项而已。为了将这样大的国家直接控制在中央手中，他着实做了不少工作：

（1）“隳名城”：虽然六国新破，但他们的根本还在。昔日的国都、名城，和其他文化要素一起深深植入了它们的臣民心中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离心力量。始皇既然认为天下合为一家，那么作为国都的咸阳，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。毁掉六国的故都，也是一种威权的体现。

（2）“销锋镝”：这是禁止私藏军火的意思，削弱民间可能的武装力量。“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铸以为金人十二”，以示天下用不复用（武力）。这是始皇自信心的又一个表现，历史后来也给了他讽刺。

（3）“决川防，夷险阻”：其实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的乱世，从技术上说也到了必须出现统一的时候。因为大家共同处在黄河的流向上，在地理环境上有相互依存之处。比如某个诸侯国想要治理水患，很可能就要牵扯到别的国。而利用这种相互依存性制造麻烦，则更是激起纷争的根源。中国社会其后又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动乱，但总有一种力量最终促成统一。这固然有政治理想方面的作用，但自然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（4） “一法度，车同轨，书同文”：我们今天全国都采用统一的汉字，始皇功不可没。

（5） “强干弱枝”：徙天下富豪二十万户于咸阳。这其实是中央集权模式常采用的手段。西汉刘敬也出过类似的计策，他对此的看法是：“无事可以备胡（咸阳，以及西汉的首都长安，皆靠近匈奴、羌等少数民族）；诸侯有变，亦足以率伐。”秦征服六国，但六国的旧贵族、豪强依然存在，他们的故民对国家也有一定的怀念；因此身处中原西部的秦，对于东方的旧诸侯地盘是非常防范的。西汉初年，为了抚慰功臣，进行了一定封建。因此位于长安的汉朝统治者，对于这些诸侯国也有一定的忌惮。故而“强干弱枝”成为必然选择。唐末藩镇割据，各军阀自重一方，中央全无威信，终于造成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乱；宋朝收拾了这个烂摊子，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强，也采取了强干弱枝之策（首都地区的兵力是最雄厚的，兵士的待遇和战斗力是最强的，由此造成宋朝与契丹的边界战争经常失利）。

（6） “一统思想”：当时的人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喜欢“以古非今”，总认为改革违逆了先人的制度，因此就应该受到批评。比如淳于越建议封建，认为殷、周都搞了封建，为什么我们不搞。“事不师古，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”。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着实不少，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庶民阶层，对始皇的改制颇有微词。于是李斯这段著名的话就登场了：“古者天下散乱，莫之能一。是以诸侯并作。语皆道古以害今，饰虚言以乱实。人善其所私学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以定一。人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。......夸主以为名，异取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，则主势降乎上，党羽成乎下。......臣请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者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”始皇制曰：“可”。

我每次读到李斯这段话都很受触动，而且最强烈的感受到历史永远也不会过时。控制舆论.vs.言论自由，愚民.vs.教民的矛盾和平衡，是每一个国家（尤其是当它不太稳定的时候）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我想下次再详细讨论这个话题吧。

上次说到从秦始皇对自己“皇帝”连称，可以看出他的自负。但他的自负在当时看来也是有理由的，那就是他几乎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基础，而这一改变对后世的中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这样的作为，的确是前人没有的。

他把“封建制”改为了“郡县制”。首先要说明什么是“封建”。封建这个词已经被当前的教育滥用了，似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可以用封建二字概括，又似乎一切迂腐和守旧的思想也被冠以“封建”，这不能不说是概念的混淆。所谓“封”，指的是赐予爵位；而“建”，指的是划分土地。“封建”，实际上是指周王朝采取的一种政治制度：由王（最高领袖）赐予功臣或者皇族一定的爵位，并相应地授予一定的土地，构成所谓“诸侯国”。各诸侯国有一定的政治自主权（比如财政）；但他们需要向最高的统治者朝贡，并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（比如出兵作战）听从中央的调遣。诸侯国可以由诸侯的后代世袭，他们可以设立自己的宗庙、祭奠自己的祖先。

周王朝创立这样的制度，初衷是为了鼓励国家的扩张。因为周朝创立之初，只有相当小的地盘。它利用封建这样的利益激励，促使臣民向周围扩张（占领+移民）；而且这种制度的确成功了，周王朝的领域大大扩展，它周围先后建立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，不但传播了文明，而且起到了拱卫王室的作用（当时中国的情况是“华夷杂处”）。

但这种制度到后来就出现了问题。周王室本身衰落了，它周围的诸侯国却不断变强。最后周王室丧失了权威，无力驾驭它的藩属；而失去了领袖的各诸侯，遂开始了长年无休止的争战。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。

秦始皇将这样的乱世终结，今后的政治如何走下去，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大臣意见分为两派，一派认为“封建”依旧有它合理的地方，应该继续推行。比如淳于越说：“臣闻殷、周之王千余岁。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：猝有田常六卿之臣，何以相救哉？”（“田常”是指春秋时齐国的一个乱臣，“六卿”不解何意。）另一派则以李斯为代表，他一方面认为无需用封建诸侯国的方法来赏赐功臣子弟，一方面认为天下也没有动乱的可能：“今海内赖陛下神灵，一统皆为郡县，公子功臣，以公赋税重赐之，甚足，易制，天下无异意。则安宁之术也。”

秦始皇在这件事上一直非常认同李斯的见解，且进一步指出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，赖宗庙。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。”于是废除封建制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设立郡县制。从此天下皆直接归中央管辖，创立了中央集权的模式。这种模式直到现在依然在发挥作用。因此历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的这次改制，是中国历史上三大事件之一（另外两件：1911年中华民国推翻帝制；1949年共产党国家的建立）。

所谓“县”，是当时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；而“郡”，则为控制守备之设，是基本的军备单位。郡县制并非起于秦始皇，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；但那时全都是封建与郡县并行杂处。而在秦始皇这里，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实行郡县制，并完全废除了封建制。

在今天看来，废封建行郡县是当然的事情；但作为秦始皇那个时候的人，尤其是被他灭掉的六国的人，并不这么认为。即使在秦国势力内部，也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。秦始皇以他非常自负的姿态，借着统一天下的气势强行推出这一制度，可惜很快就失败了。秦末暴乱，揭竿而起的虽然是普通百姓，但继之而起、并最终灭秦的，则大多是六国豪强（项羽就是楚的贵族后代）。

大凡改革，总要遭到时人的强烈反弹。采取渐进而非急躁的方式，是十分必要的。相比较下，汉实行了先封建，然后再徐图削减，最终将全国一步步化为郡县制的做法，比秦的蛮干就要高明多了。

说中国历史，好像必须从原始人、石器时代、中华文明的起源开始说起；然后说到炎帝黄帝，再说到尧舜禹，然后是商、周。周王室衰落后，就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极具变革和活力的春秋战国时代。这一大串史事，统统被称为“先秦”。不过我这里暂时没有先秦的书，所以就跳过这一大段，从秦的历史开始讲起吧。

可是讲秦，却不得不说到春秋战国。因为讲秦，上来就要提到秦朝的开始，那就是“秦王政二十六年，公元前二二一年，并天下”。也就是秦王嬴政在这一年完成了吞并六国（韩赵魏齐楚燕）的战争，建立了一个疆域前所未有广大的国家。秦，本来是函谷关外一个弱小的诸侯国，直到春秋后期才稍稍显露头角，而在战国期间不断壮大，最终完成了其他诸侯国无法完成的事业。

作为秦国的领袖，嬴政当然要给自己一个合适的称谓，来表彰他的成就，并让后世之人记住他。那么用什么称谓呢？自古，一群之长称为“君”（“一群之长”，我理解是一个家族的领袖，尤其是那些比较有势力的贵族，家里养有很多门客的，比如信陵君）；而一个区域中的人所归往的领袖，称为“王”（即为诸侯国的领袖）。嬴政要给自己的称谓，显然要比这些要高多了。大臣们商议了半天，认为“古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，泰皇最贵”，意思是您就当泰皇。嬴政不满意，说“去泰着皇，采上古帝位号，号为皇帝”。

他用“皇帝”这样的连称，自古未有。因此太史公说：“始皇（嬴政）自以为功过五帝，地广三皇，而羞与之侔。”因此嬴政给自己的称号，刻意要盖过三皇五帝。的确，他完成了三皇五帝都没有完成的事业。但这样的自大，就造成了他自信心的极度膨胀。自古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后人根据他生前的行为，取一个谥号，有评价的意思。但嬴政认为取谥号“则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。自今以来，除谥法，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，三世，至千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故此秦废除了谥法。

本来在他之前，中国的政治思想就已经非常强调对父亲和君主的尊敬（并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）。但嬴政显然更进一步认为，在父亲和君主死后，连对他们的评价也是不可以的。可以看出他是极其强调家长、统治者权威的人。而且他对这个新国家极端自信，认为自己后代可以“传之无穷”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秦王朝只延续了十五年，就灭亡了。

附：

（1）秦始皇称皇帝的“命”曰“制”，“令”为“诏”；自称“朕”。

（“命”是指一些一般性的命令，通常不是书面性的，而是对臣下奏议的意见和裁决；“令”是书面的，较正式的法令制度或命令、任命等）

（2）“门客”主要是指那些本身不在上流社会，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，暂时依附于权势者或财富者的人。他们和他们的“主子”，是被豢养和豢养的关系。他们得到栖身之地以及生活的资本，并且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（不同门客的等级、待遇不一样）；而为主子付出的则是他们的特殊才能（有人担任保镖，有人担任刺客，有人出谋划策，有人游说四方）。“门客”和“士”似乎有相通的地方。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这里“知己者”就是能够赏识他才能的人，也就是有“知遇之恩”的人。

（3）秦废除了谥法，但后来汉朝又恢复了。所以我们看秦朝的皇帝，只有称“秦始皇”“秦二世”，并无谥号；而汉以后的皇帝又都有谥号了，比如“汉文帝”“汉武帝”。